十三
男孩子们到娘娘宫头一个目标是大殿前摆摊的“刘海牌薨葫芦”。北京人叫“空竹”。薨葫芦分单响和双响,也就有一面有轮和两面有轮之分,只有太小的孩子才玩双响的。一上小学就都玩单响的了。不过这刘海牌的掌柜却玩双响。这对葫芦特别大,直径不小于车轮,漆成红色。每到过年出摊他就在自己的摊前抖这对大葫芦,抖的工具不再是两条棍拴着一根线绳了,而是一条一寸宽的皮带。两手一抖发出嗡嗡巨响,成为最好的招牌和广告。卖薨葫芦的有多家,除刘海外,“合和二仙”也很出名,其他杂牌就不大有人欢迎了。刘海牌摊位的位置也好,就在大殿前边。凡来进香的必在他摊前经过。那时候天津人讲究大年初一到娘娘宫“抢头香”,也就是前半夜就赶到娘娘宫,在院里等候,一交子时,午夜十二点整道士一撞钟,赶快进殿抢着上头一炷香。为此娘娘宫前的摊位是彻夜营业的。
我曾猜想这烧头香必定十分困难,那么多人抢着上香,香炉前能挤开几个人呢?后来我随大人去烧过头香,才知道这里也有窍门。原来道士们为使善男信女高兴而来满意而归,采取了个灵活手段,在老娘娘面前设了几个大香炉,不必像平日烧香那样一根根插上,只要点燃后扔进大香炉就算功德圆满。所以钟声一响,我实际看到的是香火投掷比赛。香炉口很大,离着几步远往里扔不愁扔不进去。而且那钟磬之声不绝于耳,差个三分两分都在头香之内,冠军是并不限于只有一名的。
大殿中除去正面端坐的老娘娘,最受人欢迎的是左侧前方面南而坐的一尊塑像。此像不作凤冠霞帔、锦衣绣裙装束,而是白色发髻上戴个农村老太太戴的黑帽箍,穿蓝色大襟棉袄,挽腰棉裤,扎着黑腿带,一双缠足小脚穿着绣了花的布鞋。是位童颜鹤发,满面慈祥的天津老太太。她座前还有条白眼白嘴的小黑驴。这尊像为全国独一份,很可能全世界也是唯一。人称王三奶奶,据说就是我们天津人,笃信老娘娘,在一次进香时当场升天,据道士言已成正果。来烧香的谁也落不下给王三奶奶进一炷香。一来是感到亲切,二来从她身上老太太们也看到自己的希望。
十四
有朋友建议“你的无事忙杂记,也写点现在的事,别老翻旧皇历”。遵嘱照办。最近去了一趟台湾,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吃上,就谈谈吃的感受。
中国人爱吃,会吃,是祖传的。不受地域差别影响,也不受政治观念干扰。在台湾吃了十天。那些大宴会都没留下多少印象,在街上吃了几样东西倒值得一提。
一是吃了一块“棺材板”!在台南逛夜市,老远就看到一条巨大的灯光广告“棺材板”。我心想:谁家办丧事也不会到夜市上来买棺材吧?干嘛做这么大的广告!就凑上前去观看。原以为会看到金丝楠或是阴沉木,却看到是面包做的“棺材”。把面包净切成长方块,用油炸硬,中间挖空装馅,上边再盖一块也是面包做的“棺材盖儿”。这名字和形状都透着新鲜,我马上买了一口(棺材论口不论块)。送入嘴内倒也好吃。这才承认那位起名字的人有学问。要不是这个名字,我绝不会买它。
还有两样有特色的东西,则是在台北一家著名的“北京小吃店”吃的。一个叫“山楂糕”,看起来跟北京的山楂糕相似,只是颜色偏黑。放进嘴里却是绝没一点山楂味。一问原来台湾不产山楂,原料用了代用品(可能是草莓);另一种是底下垫一张银色铝箔,上放一颗圆形白色面团,面团顶上插着一颗红枣。整体看来很像清朝的官帽。我问:“这是什么?”服务小姐笑容可掬地说:“这是北京特产,名叫艾窝窝……”既然连形似也没有,我就没敢去尝。吃完朋友们还问:“你看这里哪种东西最像北京的?”我说:“最像的是桌椅、宫灯和墙上字画。现在北京讲时髦的人家,已把这些东西清除掉,换成了沙发、组合柜。你们千万保存好,说不定有一天北京人要知道祖辈用的家具什么样,得到台湾来看!”
我说这话是有感而发。因为在台湾我还吃过一回山东大锅饼。小时在天津大街随时可以买到锅饼,是跑船的、拉车的、扛大个儿的最欢迎的食品。呛面,直径超过二尺,厚度不少于二寸。经搁经放,吃了顶时候,但做起来很费工。要往和好的面里揣三分之一以上干面。用手揣不动,必须在墙上开个洞,支一根杠子,人坐在杠子另一头用屁股压,边压面边移动脚步。这东西没多少利润,费力不挣钱。大跃进时便不断“技术革新”,张师傅今天一斤面出二斤锅饼,李师傅明天一斤面就出三斤。你胡弄他他不胡弄你?出产率高了,味道却变了。后来干脆就没人做了。台湾的锅饼都是大陆去的山东老兵做的。老兵们没文化,退伍后干别的没本事,干这个有专长,又不怕卖力气。在台湾的北方人很多,要吃个家乡味还非买他的不可。他们不敢改变祖传的做法。人家一样的花钱为什么不吃面包呢?不就吃的是这个家乡味儿吗?
从台湾回来后,写了几篇文章,都谈到台湾的“吃”。我家女主人说:“你就知道吃!”
为了消除这个误会。我改个题目,这回说“喝”。
台湾有黄酒也有白酒。黄酒毫不客气的就叫“花雕”,白酒最著名的是“金门高粱”。台湾喝黄酒依南方惯例,酒盅里放一颗话梅。话梅咸酸,遮住了酒味儿。入乡随俗,头几天我就没喝出台湾的花雕与绍兴花雕有什么差别。后来熟了,就不再那么客气,请侍应小姐不要往我杯里放话梅。这一来露了真相。那酒实在不能与绍兴花雕、加饭相比,淡而不醇,虚有其表。
金门高粱不加小配料,一喝就尝出像以前北京卖的四十度散装白酒,比二锅头差着一个等级。但它包装可比大陆的“五粮液”还讲究,价钱也贵。宴会上不备,多是朋友把自己的珍藏带来供大家享用。我坦率地对朋友说:“台湾的酒实在不如大陆的。”他们也承认,他们说初开放两岸来往时,大陆的名酒在台湾曾红极一时,占领了好大市场。随后假冒伪劣大陆酒拥了进来,把台湾人喝怕了。台湾酒家干脆做起“台湾大曲”、“台湾茅台”来,公开声明这是台湾造的,味道近似,但绝不作假,喝着放心。大陆酒叫自己人把名声搞坏了。真李逵败在了假李逵的斧下。
说完酒再说茶。数年前我在香港,一位朋友请我喝台湾“冻顶乌龙”,一口下去浓香满口,觉得比在大陆喝的乌龙强得多(因为我没喝过大陆产的上等乌龙)。从此凡有亲友从台湾来,我都请他们给我带“冻顶”。喝多了才知道并不是所有叫“冻顶乌龙”的茶都那么好。虽然包装都是第一流的。瓷瓶、铁筒、陶罐,外边再加一个金色带凸花浮雕的硬盒子。但品位有高下之分,要看店名和牌子。有了这个经验,这次到台湾买茶和喝茶就没有露怯。
乌龙是可以作功夫茶喝的,台湾的功夫茶具相当讲究。且不说其陶器瓷器的茶具造型之精美,只说两样新发明就很值得一提。一是在功夫茶具中增添了一套“闻杯”,喝茶像喝白兰地一样,饮用之前先把它倒进闻杯中,端到鼻前嗅其香,然后再倒进饮杯中慢慢品味;二是他们发明了一种金属茶具,其性质类似咖啡壶,茶叶放在胆里边,冲入开水后会自动搅匀,倒出来的只有茶汁而不会带出叶片。不过两样我都没买,头一种连盘壶大小十几个杯子,重量不小,又易碰坏,犹豫再三没有买;后一种虽然科学,但失去了品茶的韵味,连犹豫都没犹豫。
还有一件发明使我意外高兴。我有老年人常有的小恙,时时离不开茶水。在大陆旅行时随身总带个罐头瓶改装的大茶杯,里边装满浓茶。虽不保温,总有的喝。去台湾不好把我这套设备带着,很为这事发了点愁。到台湾才知道,人家早有创造(大概台湾患这毛病的人也不少),发明了易拉罐茶水。既有乌龙,也有香片,与罐装“橙汁”、“可乐”一个模样,而且放在一个自动售货柜内,隔着玻璃任你挑选,放进硬币后,在你想要的罐下一按电钮,就落下一罐来。妙的是虽在一个柜内,落出的橙汁、可乐冰凉,而茶水却滚热!从台北到台南,直到佛光山佛教圣地,一路都有热茶喝。只是要预备条手帕垫着,不然会烫手。
十六
有朋友建议说:你写“无事忙”别光忆旧,也掺杂点现在的事情。
我坦白地说句心里话,一开始写这杂记,我就没打算多写现在的事儿,只想写过去和外国的事。一是只想为读者提供点茶余饭后的闲情趣话,当作消遣,不想谈太严肃的话题;二是以和为贵,谈现在的事容易得罪人,弄不好会惹麻烦。因为有些我看着高兴的事,别人也许挺堵心。
比如说,今天读到《今晚报》上黄桂元先生一篇文章,我就打心里高兴。题目是“冷清的回潮”,从这篇文章我知道上海在花大力气重排“样板戏”,后遭到了观众的冷漠。从这里我看到中国的希望!
数年前我和几位政协委员、文化名人一起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我用厌恶的口吻谈到样板戏,遭到一位朋友有节制的反驳,一时成为香港报纸上热点新闻,也接到过国内读者的匿名信。匿名信的题目就是:“我们就喜欢样板戏,样板戏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说“样板戏就是好”的人,自有他的道理,不过并不明说。有的从“样板戏”得到过好处,有的可以引起对当年辉煌战果的快乐回忆。君不见一些时候以来,报纸频频介绍十年浩劫中叱咤风云者的消息吗?因演李玉和当上文化部负责人的先生仍受欢迎;因交白卷而当上革委会领导的先生甚为得意;林彪的得意干将现在生活怎样?“井冈山”、“红三司”的司令们近况如何?都有人关心。甚至连某位操过生杀之权的人翻案文章也有发表的地方。尽管中央对“**”作过历史性的结论,“史无前例”的头面人物,不管是刑满释放还是监外就医,仍被一些人视为明星。
关于样板戏,许多人写过很有见解、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如著名的老一代学者王元化,如杂文家舒展,作家刘绍棠。最令人感动的是亲自参加样板戏写作的汪曾祺,以过来人的身份,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揭露了江旗手以什么原则,用何等手法,迫令文艺工作者炮制那些玩意儿,也说了其动机和目的。
我没有那么多理论,我之所以反对样板戏是因为当年造反派每到夜间用鞭子抽我的时候,怕我的叫声被别人听见,就用扩音器放《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所以我一听见样板戏音乐就浑身打哆嗦。去年在北京的一个联欢会上,本来大家都玩得很高兴,忽然宣布某位表演艺术家要清唱样板戏。刚听了两句我就往厕所跑,因为胸中作呕,难以忍受,在我心目中,样板戏代表的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那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场劫难。“样板戏”是那个时代的象征,抄家、批斗、迫害无辜的日子过去仅仅十多年,中国人就那么健忘吗?今天许多令人遗憾的现象,就是那时播下的种子。一场“除四旧”除断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素质?
希特勒当年并没把这乐曲定为“样板”,专为他的暴行服务。这只能算作个别事件。那八出戏在当年可是被定为“伟大旗手亲自培育”的“样板”的,“样板团”的“样板服”都被全国效仿,各地在“学唱样板戏”时,唱错了是要按“破坏样板戏”罪名治罪的。今天听到那“三突出”的豪言壮语,引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痛苦回忆的人,怕不是个别的吧。在全国人民致力于经济建设的今天,唱这些东西对促进团结、稳定到底有多少好处?
传统戏剧、高雅艺术上座率低令我难过。但听到上海唱样板戏遭到冷落,我是由衷高兴。老一辈革命家领导我们拨乱反正,才有了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成绩得来不易。若连这都否定了,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上海人冷淡样板戏,不愧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