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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忙杂记（第2页）

大观楼的文明戏也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可不知为什么我连一个演员的名字也没记住。只记得两个演员的外形和外号，一个叫“元宵”，一个叫“搓板”，前者头剃得总很亮，后者是扁平身条。

文明戏的演员其演技功夫都是不错的。他们多演连台本戏。如《乾隆下江南》、《蒸骨三验》、《张汶祥刺马》、《血泪碑》、《新茶花》。看文明戏我得到个意外的收获。上世纪50年代进文学研究（讲习）所学习，学戏剧史时，读欧阳予倩先生写的文章。他谈到当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搞话剧运动和演出文明戏，里边谈到文明戏的剧目，我的同学甚至许多老师都是只知其名，没见过演出也没看过剧本，我却看过。原来当时天津演的文明戏，不少剧目竟是继承的欧阳老和他同代人的作品。比如那出《新茶花》，在欧阳老回忆文章中是很着力写过一笔的。

我知道天津有些专家，在研究天津戏剧史上很有贡献。不知当年的文明戏是否也列入了课题。

六

“无事忙杂记”一开篇，提到一位亲戚帮人放电影，轧掉了半个手指头。此事所以不忘，是因为我沾了他爱好电影的光，我最早看的两次电影，都是他带我去的。

头一次去的那个影院，就是他付出过鲜血代价的地方。叫什么影院，在哪条街上，我都说不上来，只知道在三义庄附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里是“德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败了，中国参加了战胜国一边，战后就收回租界。那地方改叫“特一区”。若称全名是“天津特别市特别第一区”。因叫着挺拗嘴，所以反而记住没忘。在我记忆中，天津的租界中最穷、最不像租界的地方就是这个德租界，怪不得被中国收了回来。

第一次看的影片是《火烧红莲寺》，电影既是无声的，中间就要打字幕。打字幕却不用幻灯机，也不朝正面墙上固定地方打。而是把写好墨笔字的玻璃板放在个大手电筒前边，由一个人举着朝头顶天花板上照。并且没有准地方。上句话打在左前方屋顶，下句话就许打到后脑勺那边去。这对打电筒的人虽然方便，看电影的就辛苦了。所以看电影的人一边眼睛盯着银幕，一边还要摇头晃脑，看满房顶上的字幕。虽然对增进健康大有益处，对欣赏艺术却不大方便。好在那时的观众多是初接触电影，以为看电影就得是这个样子，倒没见有人提出抗议。我年纪小，不被剧情吸引，倒对这变魔术似的字幕很感兴趣。虽然认不得写的是些什么，只见斗大的字满屋顶乱飞，满影院的人都跟着摇头晃脑，既感到好奇又觉得好玩，简直乐不可支。

第二次则是他和他的两个朋友带我去一家大影院看《姊妹花》。他们是胡蝶的崇拜者，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追星族”。每有胡蝶的片子上演，他们都结伴去看，回来后还要议论一整天。这很有点新潮派的味道，因之遭到他父亲申斥，并禁止他再去看胡蝶的电影。他便拿我作掩护，说是带我上街玩，其实与他的朋友们会合后，就去了电影院。这电影虽然也是无声的，但字幕却不满天飞，而是固定打在银幕旁的墙壁上，既没了看屋顶上飞字的乐趣，我对那哭哭啼啼的电影又觉得无聊，便吵着要回家，为了不让我捣乱，他给我个特权：“想吃什么给你买什么。”条件如此宽厚，我再不爱看电影也不坚持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我一生总犯错误，大概因为从那时起便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读者或许不明白，在电影院里怎能“想吃什么买什么”呢？这得作点注解。那时电影院里是有女招待的。女招待除去在你面前的椅背上挂个铁丝弯的茶杯架，为你供应茶水外，还随时用盘子端了糖果之类来叫卖。多是较高档的食品。自有了那许诺之后，她们一来我就要买，我一买她们来得更勤。最后那亲戚只好跟女士商量：“我包圆得了，您把它包好我散场时带走，您就别来零碎踹了，照这样我电影看不踏实，孩子的肚子也受不住。”

那位女士倒也合作。扭身走开，过了会儿把一包用绳捆好的糖果送了过来，并对我那亲戚说：“我不要价了，这算是卖剩下的货底，您看着给。”那亲戚合计了一下，掏出几张票子送上去。女招待点了点，居然送回两张来说：“用不了这么多，那两包糖豆算我送孩子的。交个朋友嘛。”

那时天津人有句顺口溜：

“女招待，真不坏，要五毛给一块。”孩子们心中，女招待全是些魔鬼般的坏人。这次亲眼见到女招待，得到的印象却与那顺口溜不同。觉得她们也是很通情达理，并且对小孩满友好的人。从此我便不再对女招待存有恐怖之感。年纪大些后，读了刘云若先生的《旧巷斜阳》，对那阶层人才有了些真正的了解，便对这些人同情多于反感。

到今天为止，刘云若先生的著作，还是我看到过的唯一以女招待为主角，并且以同情眼光看待描写她们的作品。

七

上次谈到刘云若先生的《旧巷斜阳》。多年来人们要我谈走上文学道路的经过，我都避重就轻，只说在战争时期写快板，解放后进文学讲习所进修，认真学习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文学和五四以来新文学等等。这也是实话，但避开了最初引起我文学兴趣的作品和作家的名字，不是怕露丑，是怕无意中犯了忌。前些年对通俗文学是另眼相看的。

现在可以坦白：我出身既低微，文学趣味也不高雅，最先使我入迷的小说之一是“社会言情”小说，是刘云若先生的作品《旧巷斜阳》。

我第一次成本大套读小说，是《水浒》，上小学时坐在图书馆看的。那是个教会学校，有个小图书馆，供学生课外阅读，但不外借。那里有一套“万有文库”版的《水浒》，薄薄的小本，每本大概只有两三回。我从头一本读起，就入了迷，一连几个月下了课就进图书馆，直到打铃关门才走。我家也有人读小说，但读的是上海出版的鸳鸯蝴蝶派，不分行不分段也没有标点，半文不白我读不懂。《水浒传》引起我兴趣后，我便省下零用钱上街上租书。家里人常去大观楼听杂耍，就在大观楼附近，正兴德和四远香（也许是五昌百货店）边上有个老头摆摊租书。收下几毛钱押金就可以任意选租，还书时按天算租金，一天不过两大子儿，一个烧饼钱。我趁听戏时租过一回后，从此上了瘾，一本本租了下去。那老头出租的书多种多样，既有武侠、言情，也有《薛仁贵征东》、《海公大红袍》。最奇怪的是还有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面上画的是两把锤子撞击出向四面喷散的火花。可恨我自小粗枝大叶，光看了封面不往里翻，误以为讲钢铁冶炼的书，就把它扔回书架上去了。参加革命后才知道这是错过了一次受革命教育的机会，使我革命觉悟晚了好几年。

各类书我浏览一番后，觉着读刘云若的书最过瘾，就专租他的书。

刘先生的小说难免也有低俗成分，但我敢保证，吸引我的绝不是粉色的东西。他还没有现在某些作品那么**裸写性，即使有我也没到懂人事的年纪。吸引我的是他笔下小市民阶层的生活场景，人生百态。他写妓女（甚至有传说他是藏身在“班子里”写小说的），写女招待，但着力点不在色情而在爱情和人情。他笔下的大亨、帮闲、穷文人、小市民，颇有性格与时代特色。当时人们把他的“言情小说”前边冠以“社会”二字作定语，我觉得有道理。前两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做了件好事，出了一套“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里边收了他的作品。可惜没找到《旧巷斜阳》的旧本，只按连载时发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印书，但那小说在《银钱画报》并没连载完，内容比《旧巷斜阳》少了许多，原来这本书的封面画得也有味儿，是一个长辫子女人挎着个包袱走在一条窄胡同中。他的《小扬州志》写得也不错。《恨不相逢未嫁时》当时曾由上海拍成电影，演出时颇上座。书中写女招待璞玉和他的残疾丈夫相依为命，她为养活他才去当女招待，不料被一个熟客人偷偷爱上。她虽对那人也有好感，但为了忠于丈夫而把感情深深压在心底，极力对那人冷淡；那人知道内情后便退避璞玉不再来这家餐厅用饭，但仍暗中爱着璞玉。后来实在受不了单相思折磨，决定离开天津远去四川。临走前向璞玉告别，两人才都暴露了真情，但发乎情止于理，为了尽一个妻子的责任，璞玉决定舍弃爱情，仍与丈夫厮守，不料此事被丈夫发现了。丈夫为了表达对妻子感谢，决心牺牲自己，不再作拖累。趁璞玉不在家时，用手摸着墙不辞而别了……

这故事在今天也还是会打动人心，激发良知的。

我的读书习惯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当然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审美趣味的演变，后来读的多是纯文学名家的作品，但起步是从这里起的。如今从实招来，可以提供一个例证：文学欣赏水平是会不断提高，随着水平提高阅读档次也会变化。这批人提高了又会有一批新读者接班，通俗文学也不必担心没有市场。

通俗不等于低级和庸俗，只要读读张恨水、刘云若、宫白羽先生的作品（更不用提金庸、梁羽生先生的作品），就得承认，他们的文化修养、知识水平和生活观察力，绝不在某些纯文学作家之下！我们现在的通俗文学水平有待提高，但不是提成纯文学。这是两个门类，各有其标准。

我赞成对读者要有引导，相信坏的文学作品将教坏一代人。我也认为文学作品门类的多样化是双百方针包含的一项内容。我对“二为”、“双百”，绝对由衷地拥护！

八

我家在天津大概住过三个地方：日租界、法租界、河北；姥姥家似乎长期住在当时的特一区。看大观楼杂耍是住在河北时期，所以对当时以东北角官银号为中心的一带记忆清楚。去年《戏剧电影报》登了篇文章谈小杨月楼父女在天津演出，文章说杨氏父女很长一段时间“在大观楼公演”，引起我的疑问。我不敢说人家不对，只能说与我的记忆相左。因为恰是在看大观楼的杂耍和文明戏同时，我们也看杨氏父女和郭玉昆的戏，地点是在大观楼往西、北大关东边的华北戏院。

杨氏父女在那戏院唱戏大概从三十年代末唱到四十年代初，这中间只有一次我看过小杨月楼傍一老生在“国民戏院”唱《坐楼杀惜》，此外他的戏我都是在华北看的。华北园子不大，但上座率很好，最大的优点是小孩上后台看新鲜他们不阻拦。我第一次进戏院后台，看他们扮戏，换行头，给祖师爷作揖，就是华北。那天是小杨月楼和杨菊苹父女的《人面桃花》，我对后台放着的矮墙、院门布景片和几棵假桃树有兴趣，因此印象极深。

他们的戏码与别的剧团不同。《狄青征西》、《花木兰》、《李十娘》都是独有的。在《花木兰》中小杨月楼耍特号大刀已是少见，在《李十娘》中翻三张桌在花旦行中更是绝活。另外郭玉昆的猴戏也自成一派（实际是南派，杨先生的花旦戏也是南派）。《五百年后孙悟空》，除去李少春、李万春有时来唱几天外，天津的剧团似乎只有郭玉昆上这个戏。《狄青征西》中郭玉昆戴着面具开打，小杨月楼穿着西式长裙跳“西洋舞”，都叫人挺开眼。记忆最深是杨氏父女唱的《人面桃花》。与别人唱的不同处是里边增了个角色“桃花童子”，由郭玉昆的徒弟小郭玉昆扮演，这小孩年纪不会比我大，一上来就翻几十个小翻，一个高提紧接起旋子，然后盘腿打坐双手合十。至于他跟剧情有什么关系当时也没注意，现在更说不清。当然最叫绝的还是小杨月楼的崔护。崔护第二次上台，来到门前连叫三声：“里面有人么？”三次叫法都不同，第一次是轻轻的，含笑问道：“里面有人么？”里边不应，有点慌了，用扇子敲着门很快的叫了声“里边”，叫完一顿，高声喊了个“有”字，感到声音太大莽撞了，又压低声音说出“人么”。两字。仍无反应，真的急了，放开嗓子，一字一字清清楚楚，说完“里边”两字后，用婉转的声音问道：“有人么？”把“么”拖得很长，边发音边侧着耳朵听门里的动静，感情表现层次分明，有起有落，每到这里都换来全场掌声。后来我又看了多家演的《人面桃花》，几乎所有小生都直咕笼统，放连珠炮般问：“里边有人么，里边有人么？”毫无意味。

天津人去看杨氏父女的戏，还有一层原因，是听说他们1938年在长春唱戏时，伪满洲国某“大臣”（有人指明说就是张景惠），派人送信，要强迫纳杨菊苹为妾。杨氏父女当面把来人顶了回去，连夜舍弃行头，化装逃进关内来到天津。天津人很尊重他们的骨气。大概就在天津那段时间里，郭玉昆和杨菊苹结成夫妻。后来他们去了武汉，从此就定居在那里，我只在台上看过杨菊苹唱戏，到后台偷看过她化妆，从未接触过。我有些朋友和他们夫妻有交往，据说杨菊苹是个贤妻良母，不光戏唱得好，还做得一手好菜，不光会做中国菜，还会日本料理。

京戏演员多半饮茶成瘾，湖北本是出茶的地方，出的多是绿茶。京剧界要喝花茶。新凤霞同志说，他们每到北京，或是有便人来，总要到王府井的一家茶庄买些茶叶，带回去。

九

发了几篇无事忙杂记，竟有朋友打电话来给以鼓励和指正。使我在感激之余也有些意外，没想到这类消闲文章还有人看，并看得满认真。朋友们指出的不足是说我对“时调”谈得太简单。对金万昌的估价也不足。我接受这个批评。为此略作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