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赴宴被人砍了,楼兰乱作一团。此时,傅介子宣读大汉号令,指责安归与匈奴杀害汉朝使臣,并告诉楼兰贵族,这些罪行由安归一人承担,与其他人无关。
之后,安归的首级被傅介子带回长安,悬挂在了京城北门,大汉以此告诉西域各国,背叛汉朝,就是这个下场。安归死后,身在长安的尉屠耆被送回楼兰继承王位,从此向汉朝臣服,楼兰都城后来成为西域长史的驻节地和屯田基地。为了摆脱安归党羽,尉屠耆带领楼兰人沿着罗布泊向南迁都,改国名为“鄯善”。
东汉时,另一个英雄班超纵横西域三十多年的传奇经历,正是始于鄯善国。
傅介子用一次英勇的刺杀行动化解了困扰大汉多年的难题,堪称千古奇闻。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楼兰与英雄成了难以分割的组合。到了唐代,唐诗中不是“破楼兰”就是“斩楼兰”,诗人不是存心跟楼兰过不去,而是由衷地仰慕傅介子、班超等英雄的壮举。
但那时,楼兰早已消亡。
2
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的五百年间,楼兰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联系。
汉、晋使者出玉门关到西域,第一站就是楼兰。
作为丝路上最重要的西域古国之一,楼兰(鄯善)到东汉时已基本统一塔里木盆地东南部,与中原王朝共同维持着西域的稳定,沟通着欧亚大陆的商旅与使节。
到了公元5世纪,楼兰古城却被废弃,逐渐无人问津,一段兴盛数百年的王国风云随风消逝。
当东晋高僧法显西行至罗布泊,穿行荒无人烟的雅丹地貌时,他发现,楼兰早已不是英雄纵横捭阖的舞台,而是一个人迹罕至、几近死亡的世界:“沙河中多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
这里的环境有多恶劣?法显说,来到此地,根本见不到任何活物,找不到什么路标,只有过往行人的尸骨可作为标记。
尽管唐宋的文人墨客还念念不忘她的名字,但楼兰,彻底消亡了。直到一千多年后,一个异域来客,再度唤醒了人们对楼兰的记忆。
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听说有一名维吾尔族农民在寻找丢失农具的途中,发现了一处位于罗布泊西北岸的古代遗址。
斯文·赫定大喜过望,专程来到罗布泊的荒漠之中,对这片遗迹进行了发掘工作,凭借出土文书上的记载推断:这里,就是已经废弃了1500年、曾经盛极一时的楼兰。
这一发现,开启了此后一个多世纪东西方学者对楼兰古城的考察。不过,这些外国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趁着中国内忧外患,掠走了大量汉晋时期的简牍和文书。近几十年,中国考古工作者才对楼兰古城进行了科学的发掘与保护。
罗布泊西北角的这处遗址,有2100年前的楼兰宫廷残迹,也有1600年前的西域长史府遗址,有10米高的佛塔遗存,也有孤悬的残破城墙。
时过境迁,楼兰古城,再也等不回她的主人。
那么问题来了,楼兰究竟是如何消亡的?
3
楼兰在一千多年前的突然消亡,引后世无限遐想,学界出现了异族入侵说、丝路改道说、人口流失说、河水断流说、气候干旱说与瘟疫说等多种解释。
一些学者认为,罗布泊的干旱化,是楼兰古城消亡的一大原因。
中外学者曾对罗布泊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发现在距今7到8万年前,青藏高原快速隆升,这种地形变化对中国西北部地理环境影响深远。
从此,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湿气流难以到达西北内陆,罗布泊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干旱状态。随着时间推移,沙漠化、戈壁化加剧,罗布泊水量减少,湖面下降,其四周的土地,历经千万年的水侵风蚀,化作面目狰狞的雅丹地貌。
尽管周围河道为罗布泊提供了丰沛的淡水,缓慢生长耐干旱的胡杨林覆盖在楼兰周围,实际上这种生态系统却无比脆弱。
有学者考察当地古代植被后,发现“枯死林绵亘在大戈壁沙漠的边缘,几乎成连绵的带状”。这也说明了,历史上罗布泊的水源曾经不断枯竭。
在日常生活中,楼兰人为了盖屋建房、烧火做饭、取暖,还要砍伐本就弥足珍贵的胡杨林,土壤中蕴含的水分随之流失,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
竺可桢先生研究中国历史与气候变迁之间的关系,认为近四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3个主要的温暖湿润期与寒冷干旱期相互交替的过程。楼兰由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正好是在第二个寒冷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种说法认为,公元5世纪,寒冷期的到来,夺走了楼兰人赖以生存的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