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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又红 故人归来（第3页）

而此刻，在广州市中心的珠江新城，良平正在做一个大型的量化交易系统，他是这个项目的核心技术人员。窗外，广州塔的灯光在夜空中闪烁。他站在落地窗前，脑子里有一套完整的量化投资模型——基于统计学、概率论和金融工程，如果能够落地，将会在资产管理、风险控制等领域产生巨大的价值。

他在等一个时机。

二〇〇五年，秀兰的服装厂搬了新厂房。八百平米，比原来大了近一倍，设备也添置了一批新的。工人从二十多人增加到了六十多人，加上建军已经能独当一面，负责生产管理，秀兰终于可以从车间的琐事里抽身出来，专心跑客户和处理厂里的运营。

生意渐渐上了轨道。陈先生的订单越来越稳定，新客户也慢慢积累起来。秀兰做事的风格是实在——用料不掺假，做工不马虎，交货不拖延。在这个急功近利的行当里，这种作风反而成了她最硬的招牌。

有一次，一个大客户来厂里考察。对方是法国一家品牌的采购代表，一个四十多岁的法国女人，中文说得磕磕绊绊。她走进车间的时候，微微皱了皱眉——秀兰的厂房毕竟还是旧的，和那些现代化的大厂没法比。但她在车间里走了一圈之后，站在一条生产线旁边看了很久。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正在做一道复杂的工序，法国女人用法语对她的翻译说了一句什么，翻译转过来对秀兰说：“她说，这个姑娘的手艺很好，跟她在法国见过的老师傅差不多。”

秀兰笑了笑，把那女孩叫过来，让她当场做了一件样衣。法国女人看完样衣，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很久，忽然用中文说了一句：“你很厉害。”

秀兰愣了一下：“我？”

“你的工人，”法国女人指了指那个女孩，“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秀兰想了想，说：“她不是我从哪里找来的。她是从零开始学的。我教她的。”

法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对翻译说了几句。翻译转过来对秀兰说：“她说，她愿意给你一个试单的机会。如果能做好，后面会有长期的合作。”

那天晚上，秀兰在厂房的楼顶坐了很久。她把那个杨木小人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掌心里看了又看。小人已经很旧了，眉眼都快磨平了，但她还是能看出那是她——扎着两根辫子，弯弯的嘴角。

“良平，”她对着手机说，“法国客户的单子，我拿下了。”

“我就知道你能行。”良平在电话那头说。

“你在忙什么？”

“在写一个东西，”良平说，“一个很重要的大东西。等写完了，你就知道了。”

秀兰没有追问。她相信良平，就像良平相信她一样。

二〇〇六年春天，秀兰还清了良平那二十二万块钱。

她把钱打进良平账户的时候，附了一句话：“本金还清，利息慢慢还。”

良平打电话过来，笑着说：“利息多少？怎么算？”

“利息是一辈子，”秀兰说，“慢慢还，不着急。”

那年五一，他们回了李家洼。侯德茂和张桂兰、李万山和王秀英，四个人在杨梅树下摆了张桌子，杀了一只鸡，炒了几个菜，算是给两个孩子办了订婚宴。没有请外人，没有放鞭炮，就是一家人坐在树下，吃了一顿饭。

秀兰给四位老人一人做了一件新衣服。给侯德茂的是深灰色的夹克，给张桂兰的是暗红色的棉袄，给她爹李万山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给她娘王秀英的是紫底碎花的褂子。每一件都是量了尺寸、选了面料、一针一线做出来的。

王秀英穿着那件褂子，在杨梅树下转了一圈，问秀兰：“好看不？”

秀兰说：“好看。我娘穿什么都好看。”

王秀英笑着笑着就哭了。她拉着秀兰的手，说：“兰兰，你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娘都知道。娘没用，帮不了你。”

秀兰握着母亲粗糙的手，摇了摇头：“娘，你不欠我什么。我走了，你比我更苦。”

两母女在杨梅树下哭了很久，哭完了又笑，笑完了又哭。侯德茂和李万山坐在旁边喝着米酒，两个老汉都不说话，偶尔对视一眼，各自端起碗喝一口。

良平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他穿着秀兰给他做的那件新衬衫，袖口绣了一枝杨梅。他把手插进裤兜里，摸到了那个杨木小人。小人已经在他的口袋里躺了许多年，被体温焐得温温的。

他想起那年秀兰在县城汽车站把小人塞进他手里时说：“让它替我在你身边。”

这小人替她陪了他七年。现在，不需要了。她本人就在他身边。

二〇〇六年秋天，良平和秀兰在番禺的一家酒店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酒店不是什么高档的地方，就是工业区旁边一个普普通通的饭店，摆了十五桌。来的人不多，除了家人，就是秀兰厂里的工人和一些老客户。周师傅来了，拄着拐杖，从镇上坐了三个小时的车赶来。陈先生也来了，带了一束花和一瓶法国红酒。

秀兰穿着自己做的婚纱——白色的缎面长裙，裙摆上绣了一棵杨梅树，枝干从腰际延伸到裙摆，红果绿叶，是建军和她一起花了半个月时间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良平穿着秀兰做的黑色西装，左边袖口绣了“杨梅树作证”，右边袖口绣了“要好一辈子”。他不是个爱炫耀的人，但那天他把袖子卷起来半截，故意让别人看见那两行字。

建军当伴郎，喝了不少酒，红着脸在台上说：“我姐这辈子不容易。良平哥，你要是欺负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