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纸条折好,交给保安,又说了一声“麻烦你了”,才转身离开。
走出几十步,他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那家工厂的大门。灰白色的厂房,铁栅栏门,门卫室里保安在看报纸。一切都很普通,普通得像珠三角成千上万家工厂中的任何一家。
但秀兰在里面。
她就在里面。
良平觉得鼻子有点酸。他在路边蹲下来,把脸埋进手心里,好一会儿才站起来,大步走向公交站。
那天晚上,秀兰从市区出差回来,已经很晚了。保安交给她一张纸条,说是一个男的留的,让她回电话。
秀兰接过纸条,打开一看,整个人像被雷击了一样僵在原地。
“秀兰:我是良平。我找你找了七年。这是我的手机号,方便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杨梅树作证。”
她认出了那个字迹。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和当年信上的一模一样。她把这几个字读了一遍又一遍,手在发抖,纸条在手里哗哗地响。
他来了。他找到她了。他找了七年。
秀兰攥着那张纸条,在厂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夜风吹过来,广州二月的风还带着冬天的寒意,吹得她头发凌乱。她把纸条贴在胸口,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在路灯下哭了很久。
她想打电话。那个手机号码她已经背下来了——纸条上写着,但她不需要看,她已经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她把手机拿出来,手指停在拨号键上,按下去又取消,取消又按下去。
她该说什么?“良平,你好吗?”“良平,谢谢你找我?”“良平,对不起,我一直不敢联系你?”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七年的时光横亘在他们之间,像一条很深很宽的河。她在这边,他在那边。她知道他读了北大,知道他在广州工作,知道他条件很好。而她自己呢?从一个流水线女工做到了技术主管,一个月工资八千多,比当年翻了很多倍,但和良平比起来——她不知道良平挣多少钱,但北大的毕业生、在广州外企工作,怎么也比她强得多。
她不是自卑。她只是不确定。不确定自己还配不配站在他身边,不确定他找她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执念,不确定这七年里他有没有变、她有没有变、他们之间那个叫“爱情”的东西还在不在。
她最终没有打那通电话。
她把纸条叠好,塞进枕头底下,和那张合影、那本杂志放在一起。那天晚上她失眠了,翻来覆去地想,想杨梅树,想小时候,想那些她以为已经忘掉了其实从来没有忘记过的画面。
第二天早上,她做了一个决定——她要亲自去找他。
不是打电话,不是发短信。她要当面见他。如果他要说什么,当着面说;如果她要问什么,当着面问。七年的距离,不该用一通电话来跨越。
她查了良平纸条上的手机号归属地,是广州移动。她找了一个在移动营业厅工作的朋友,帮忙查了一下这个号码的注册信息——名字是“侯良平”,地址是天河区某小区。
二〇〇四年三月的一个周末,秀兰坐公交车从天河客运站出来,按照地址找到了良平住的小区。
那是一个新建的花园小区,楼下有绿化带和健身器材,大门有门禁,需要刷卡才能进。秀兰站在小区门口,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外套,头发扎成马尾,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里面是她连夜赶做的一件新衬衫,藏青色的纯棉面料,袖口绣了一株小小的杨梅枝。
她在门口站了很久。保安来来回回看了她好几眼,问她找谁。她报了良平的房号,保安打电话上去,没有人接。
“不在家吧,你改天再来。”保安说。
秀兰没有改天再来。她就在小区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下来,把袋子放在膝盖上,等着。
她从下午两点等到了晚上七点。天黑了,路灯亮了,小区里进进出出的人越来越多。秀兰看着每一个经过的男人,心脏都会猛地跳一下——是他吗?不是。是这个吗?也不是。她等了五个小时,等得腰酸背痛,等得心越来越慌。
七点过十分,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小区门口。一个高个子男人从车上下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他付了车钱,转身往小区里走。
秀兰抬起头,看见了他的脸。
她一下子站了起来。膝盖上的袋子掉在地上,她没有捡。
那人走了几步,感觉到了什么,停下脚步,转过头来。
路灯下,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七年前,他们在县城汽车站分别,一个北上,一个南下。七年后,他们在一个叫广州的城市重逢,站在一个小区的门口,隔着不到十步的距离。
良平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他的嘴唇开始发抖。
“秀兰?”他的声音沙哑得像另一个人。
秀兰没有说话。她的眼泪已经流了满脸。
良平一步一步走过来,走到她面前,低头看着她。她瘦了,也老了——不是变老,是变成熟了。颧骨还是那么高,眼睛还是那么大,但眼角有了细纹,皮肤不像小时候那么白了,嘴唇干干的,有几道小小的裂口。她的手上满是老茧,指关节粗大,指甲剪得短短的,一看就是常年干活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