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兰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咱村谁不知道啊?良平哥考上北大的时候,村长放了三千响的鞭炮。侯叔那几天走路都是飘的。”建军说,“姐,良平哥是不是……你们俩以前不是……”
“别瞎说。”秀兰把塑料袋系好,声音低下去,“人家是北大的高材生,我一个打工妹,配不上。”
建军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看着姐姐的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
秀兰帮建军在长安镇找了份工作,在一家电子厂做普工。姐弟俩租了一间房子,两张床,中间拉一道布帘。秀兰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做早饭,两个人吃了饭各去各的工厂。建军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秀兰手把手教他,像当年周师傅教她一样。她在弟弟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初的影子——笨拙、紧张、拼命想站稳脚跟的模样。
生活似乎进入了某种平静的轨道。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周末偶尔和建军去镇上逛逛街、吃碗云吞面。秀兰学会了用电脑,考了一个计算机等级证书,开始自学英语。她的床头堆满了书——除了文学类的,还有管理类的、英语教材。同宿舍的工友换了又换,每个新来的都对她堆满书的床铺表示惊讶,但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
二〇〇二年,秀兰被提拔为车缝车间的副主任。
这是那家服装厂有史以来第一个从一线工人做到管理层的女性。宣布任命的那天晚上,秀兰一个人去了长安镇上的小公园,坐在长椅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已经磨得发白的小学毕业合影,看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天。
深圳和东莞的天上没有星星,只有灰蒙蒙的夜光和远处工地的探照灯。但她觉得自己好像看见了什么——也许是杨梅树的轮廓,也许是良平站在未名湖边上的样子。
“良平,”她在心里说,“我升职了。你听到了吗?”
她没有寄信,没有打电话,只是在那个夜晚,对着看不见的远方,轻轻说了一句。
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回了出租屋。
二〇〇三年,良平辞掉了深圳的工作,跳槽到广州一家外资银行,做风险管理。工资翻了一倍,一个月到手两万多。他在天河区租了一套小公寓,从城中村的单间搬进了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房子,窗外的巷子变成了宽阔的马路和高楼。
物质条件在变好,但他心里的那个缺口从来没有被填上。
他在广州继续寻找秀兰。广州的工厂比深圳还多,白云、番禺、花都、增城,他一个区一个区地跑。有时候他会想,秀兰会不会已经离开了广东?会不会回老家了?会不会……已经嫁人了?
最后一个念头让他害怕。他不是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秀兰今年二十三岁了,在农村,这个年纪的女孩大多已经结婚生子。也许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孩子,过着和所有普通打工妹一样的日子。如果他找到了她,却发现她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他该怎么办?
良平不敢深想。他把这个问题压在心底,继续找。
二〇〇四年春节,良平回了一趟李家洼。
他已经两年没回去了。候德茂的头发白了大半,张桂兰的腰也弯了一些,但看见儿子回来,老两口高兴得合不拢嘴。张桂兰杀了一只老母鸡炖汤,侯德茂把珍藏了多年的米酒拿出来,一家三口坐在杨梅树下喝。
“爹,娘,我在广州挺好的。你们别担心。”
“不担心,不担心。”张桂兰说着不担心,眼泪却掉了下来,“就是太远了,一年到头见不着几面。你说你在北京读书四年,现在又跑广州去了,啥时候能回来?”
“广州又不远,坐火车一天就到了。我以后多回来。”
侯德茂喝了一口米酒,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秀兰的事,你还在找?”
良平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
“找。”他说,声音不大。
侯德茂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你婶子说她好几个月没往家寄钱了,也没打电话。万山两口子急得不行,托人到处问。听说秀兰去年从东莞那家厂辞了,去了广州,具体在哪儿谁也不知道。”
良平猛地抬起头:“广州?”
“嗯。好像是白云区那边,我也不太清楚。”
良平放下筷子,心里像有一团火被点着了。秀兰在广州!她和他同一座城市!他找了这么多年,她就在他所在的城市!这个念头让他又激动又懊恼——如果他早一点知道这个消息,也许早就找到她了。
他等不到过完年了。大年初二,良平就回了广州。他请了三天假,把白云区的工业区翻了个遍。人和镇、太和镇、江高镇、钟落潭镇……他拿着秀兰的名字,一个厂一个厂地问。有些厂过年放假没开门,他就记下地址,等开门了再去。
半个月后,他找到了。
白云区人和镇的一家制衣厂,规模不大,几百号工人。良平走到厂门口,向保安打听。保安翻了翻通讯录,说:“李秀兰?有这个人。技术部的,好像是什么……主管?我也搞不清楚,你等等,我打电话问问。”
良平站在厂门口,手心全是汗。他掏出杨木小人攥在手里,指腹摩挲着那些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纹路。
保安打完电话,说:“李主管今天不在,去市区出差了。你要不留个联系方式,我转交给她?”
良平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纸笔,写了一张纸条。他写的是:
“秀兰:我是良平。我找你找了七年。这是我的手机号,方便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杨梅树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