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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的故事（第8页）

“哦，天，你能不能暂时不谈垃圾？”

他挺顽固，“正是要在垃圾堆上谈垃圾，你才会有深刻的印象！”

我不禁哀叹，也许是我真的落伍了，怎么现在年轻人，这样不可理喻的偏执呢？那个杨菲尔玛，偏要造就一个政客，一步一步进入重要岗位，成为她那个乡村俱乐部里中产阶级的代理人，不达目的，誓不休止。这个丁丁，忧天之所忧，当然不是坏事，但也用不着放着好好的差使不干。弄得本不是老婆的情人都跟他张目翻脸，破釜沉舟。我奇怪，生活必须这样剑拔弩张吗？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想一个即使不能两全其美，但也不必非此即彼，趋于极端，谁也不能让一步的局面嘛？

这时候，石景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炼钢厂的烟雾和那股铁锈气扑面而来，我们看到了前面路上一辆红艳艳的车，在夕阳的余晖里，耀眼的亮。

“杨菲尔玛？”

“是她！”丁丁说。

她的车要开起来，这辆吉普是休想赶上的，显然不是我们这台老爷车出现奇迹，而是她有意开慢了在等我们。这时，我想也许杨菲尔玛终究是女性，心软，让步了，这意味着转机。要不然，她就是一位老到的钓手，一会儿把上钓的鱼拉紧，一会儿又松了线溜鱼，还不知她怎么算计丁丁呢？当我们快到她身边的时候，她倒先把车停在了路边。见她下了车，走到车前，把车盖打开。我们开到她的车旁，果然，开锅了。

不管怎么，这是一次契机。于是，我出来打圆场，因为我从心底里感觉，这两口子有点天作之合的意味，不愿意他们拆散分开。“修车，自然是你丁丁义不容辞的事情了。”

丁丁也在后退，这使我很高兴，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死性。他说在澳大利亚，给毛利土著头领无偿开车的时候，也是先从帮他修车开始结识的。他在日本给高田有司帮忙，也是从垃圾堆里，找了辆破车拆拆换换干起来的。

“别说废话，小心修吧！”

“对于免费服务，老姐就不要太挑剔了。”

“我可以付钱的，如果你要——”

我不想介入两口子私底下的交谈，便走到路的另一边溜达。因为吉普车颠得我浑身骨头生疼，正想活动活动。不过，站在远处看他俩，忍不住感慨，同是两辆车，同是两个人，无论在精神上，在气势上，甚至在色彩上，在气味上，是多么不同的两个天地呀！我听不出她说些什么，虽然仍是张标准面孔，但她的每句话，也不得不听。反过来，他偶尔抬起头来说两句，她就似心不在焉地朝别处观望。

那个弯腰修车的死丁，有几个动作，譬如莫名其妙地摔扳手，譬如抽两口莫合烟又呸地吐掉，我估计他未必很痛快。不过，他能忍住，我觉得这两口子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这时，我走到附近的一个招手停车的公共汽车站，我发现那是一个古怪的站名：衙门口。

“你们两个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嘛？”我打断他们谈话，招呼着，也是怕丁丁上来那股别扭劲，又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回去慢慢解决吧！我始终相信，要是没有深仇大恨的话，大家谦让一些，没有谈不拢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一看这个站名牌，都不由得苦笑起来，因为一对夫妻，要到衙门口谈问题，那肯定不会是好事了。于是，杨菲尔玛请我上她的车，然后对丁丁说：“你可以掉头回到你的垃圾堆去，要不，你就跟我进城，何去何从，悉听君便了。”

一路上，我总琢磨衙门口这站名，对这两位不是什么好兆头，可回头看，那辆老爷吉普一直尾随着向城里开来，我觉得也许是多虑了。

车子一直开到他们居住的花园别墅的门廊下，她下了车，第一件事，便是把脚上的高跟鞋脱下来，交给开门出来的阿姨，让她扔进垃圾桶里去。然后，回过头来，对跳下吉普的丁丁说，那声音是亲切的：“拜托了，你那身行头，最好也脱下来扔掉算了。”

丁丁也很幽默，“也许，在你看来，我也应该扔进垃圾桶。”

丁丁回答得也很爽利，“那就谢啦！老姐！”

“也是暂时的嘛？”

“不，我是永久的！”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开始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爱更重要的呢？爱，即使一点点，也不容易。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日本人的厉害了。

高田先生精明的目光。一下子就看出来，杨菲尔玛是这个时代春风得意的宠儿，而丁丁，则是下一个时代才有可能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所以选择了她，而不是他的老朋友，这一点，希望我能谅解。这不是他的原话，是通过翻译，嘀哩嘟噜说了半天，我才明白了他这番意思的。我并没有对他的现实主义产生什么反感。这是很自然的，他要想在中国也捞到他在日本得到的便宜，毫无疑义，他不能指望得到丁丁的任何帮助，只能依靠这位有极强活动能力的杨菲尔玛。

然而，他的话使我悟到时代与人的关系，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代吃香，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代倒霉，是有一定的对应规律。不过，老伴泼我冷水：“得了吧，像丁丁这样认死理，不开窍，给个棒槌就认真的主，不论哪个时代，都注定要碰壁的。”

我不那么悲观，脚踏实地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不一定要等到下一个时代，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力量。“他怎么不灵活，怎么不圆通。”我为丁丁辩解：“他能跟杨菲尔玛进城来，就表明他懂得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道理。按照我理解的他，那个一条道走到黑，不见黄河心不死的家伙，本来会掉头不顾，回到那座垃圾山，做他想做的事。可他没有，开着老爷车一直在后面跟着。”

“那——”老伴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对那个抽莫合烟的小子，不感兴趣！”

“我在琢磨，跟回来的丁丁，还是早先那个丁丁嘛？”

“哦，天啊！”我为我那忘年交的朋友感到尴尬：“死丁到底，你看不上，不做死丁，你还是看不上，真是难做人啊！”

“不是这个意思，算了算了，跟你也说不清楚。你还是看看小姐打发人送来的请柬吧！”

我不禁诧异，怎么明天九点在长城饭店，就开《东京垃圾の研究》中文版翻译出版的新闻发布会啦？

“有什么不妥吗？”老伴看我神色有异，连忙走过来问我。

我让她仔细端详这张请柬，上面印有中英日三国文字，想必是早有准备。为什么不能事先给我打声招呼？一路上，她有空吹嘘她换了第四次的豪华轿车，顺便说一声明天开会，有什么关系呢？再说，托我为这部中文版写的序，我还没有动笔呢？

“你是不是觉得其中有那一丝阴谋的气味？那个杨菲尔玛可是一个人精。”

第二天，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绝没有想到竟是这样一个长幼咸集，群贤毕至的盛会。这是用不着替她犯愁的事，她认识半个北京城里的头面人物，另半个北京城里的头面人物，她虽然不认识，但认识她。因此，我一看签名簿，便晓得该来的几乎都来捧场了。

我先看到那个北海道钊路市一间小酒馆老板娘的情人，准确地说，是他先看到了我，便拉了一个日本留学生过来同我攀谈。很显然，在这么多出版界，新闻界，文化界，以及政要，首长，官员，和环保方面的人士中间，他受宠若惊的同时，又感到惶恐和孤独。他那副怯生生的样子，像溺水人捞着一根稻草似地握住我手不放，使我想起少年时代逃难的经验。我不晓得为什么当时的上海人，称呼日本侵略军为“萝卜头”，是不是因为外强中干的缘故？说他们一旦落单的时候，是很胆怯的，很没有武士道精神的。但只要有三个以上的皇军结群，便一定兽性发作，**烧杀，三光政策，来了精神。你就看那些国会议员便知道了，只要三两个人一起哄，肯定就会有人跳出来大放厥词，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否认侵略战争，跑去靖国神社朝拜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