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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的故事（第7页）

“你这样一次次换车，该花多少钱啊？”我不由得羡慕。

“这笔帐，你就算不过来了。实际上，这辆百分之六十的车价，是我上一辆车脱手的钱。我只不过花了百分之四十，就坐上辆更豪华的车了，很划算的呀！”

我琢磨好一会，也不知道是她不会算帐，还是我不会？也许，富人和穷人的价值观是不相同的。算了，轿车与我的距离如此遥远，管她觉得便宜也好，吃亏也好，不与她理论了。这就如同一位下岗女工，生活无着，衣食犯愁，还去关心鱼翅的烧法，鲍鱼是否新鲜，是不是有点魔症？

车行驶了一段路程以后，那股丁丁曾经带到我家去的烂西瓜，馊西红柿的气味，从车窗外吹过来，便知道目的不远了。

然后，就是想不到的一片像丘陵似的垃圾山，展现在眼前。说实在的，谁要第一眼见到这种场面，不惊呆了才怪。使人骇怕的不是城市排泄物的数量，而是它像一个怪物似的在展示无限膨胀着的恐怖前景。

如果不是杨菲尔玛眼急手快，赶紧刹车的话，不撞着那些在垃圾上觅食的猪狗鸡羊，也会碰着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小孩子。那些用油毛毡，用塑料布，用水泥袋纸搭在垃圾山四周的棚户，几乎是一个集镇。顷刻间，垃圾堆弯腰捡东西的人直起身来，都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这辆闪着红宝石光亮的车，和车里坐着的这位小姐。而我则更惊讶地注视着眼前这片密密麻麻，依赖垃圾为生的人群。

我看杨菲尔玛的那穿戴，和那双高跟鞋，便说：“小姐，你就在车里坐着吧，我下去打听。”

“不——”她先下了车，无所谓地踩着遍地垃圾，向山上的人群走过去。那是一条在垃圾上压出来的坑坑洼洼的斜坡路。老实说，任何一位女士，有勇气不噤鼻子爬上好几十米高的山顶，我得朝她举大拇指。她连眉头也不皱，一副不在话下的模样走上去，让我佩服。我说，“杨菲尔玛，我一点也不表扬你，原来丁丁向我介绍，你是一点一滴打下的天下，我还不大相信，看来你真是个敢打敢拼的实干家呢！”

她急于找到丁丁，对我的恭维没有反映，而是向人打听，“我们要找一个戴着毡帽头的年轻人，谁知道？”高田出的这个从帽子找人的点子，还挺灵光。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看来丁丁在这里，大名鼎鼎。不光是他的毡帽，而是觉得他不可理解，一个开着车来的捡垃圾的人，神经肯定有毛病。然而问到他此刻在哪儿，谁也不可能给个准确的答案。有的说他来过，有的说他走了，有的甚至悄悄说，没准他出事了吧？他也不穷！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来捡什么垃圾呀！

“不可能——”她断然反对。“丁丁是谁？他连加里曼丹丛林都去旅游过的，还碰上过游击队呢！”

她从提包里掏出一沓钞票，朝着人群摇晃，马上有许多人扑过来。我埋怨她，“你这是干什么？你也不怕他们把你吃了？”

“我来过的。”

“你？”怪不得她也不打听路，一上车就开到这里。

她对围住的大人小孩说：“看这回谁能把他找来，钱就是他的，我们在下面公路上等着。”看起来，还是钱管用，果然好多人放下手里的扒子，夹子，篓子，口袋，飞也似的向四处跑去。

“走吧，老爷子，咱们回车上去吧，他会出现的。”

我一边走，一边问她：“你怎么肯定丁丁在这里？”

“他已经把北京市各个垃圾场都走了一圈，要在这里重点研究了。这一个礼拜，害得我跟着他的脚印走，说真的，我也烦了，我的耐性也快到头了，他要么跟我回去，要么，他就留在这里，从此分手。”

话说到接近最后通牒的程度，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与一位太精明的女人说话，是很劳神的。

她问我：“其实，丁丁只不过算是一个穷光蛋。”

这种说法，不免太夸张了些。“也许在你那个乡村俱乐部里，有个几万块钱，大概是不算钱的。”

她又问我：“丁丁先在日本，打工读书，后来又跑到美国，读书打工，学位是拿到了，但并不等于拥有什么真正的学问。”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博士找不到工作，教授还卖包子，他们倒有学问，但不管用。相反，那些当官的，发财的，并没有多大学问，可大家买他们的帐。”

接着，她提出来一个新的问题考我：“你是作家，你经常描写人物，你帮我评价一下，你的朋友丁丁，称得上是个小白脸吗？”

我看了她一眼，摸不清楚她兜这么大一个圈子，想说明什么？

这时，丁丁的吉普车从山顶摇摇晃晃地出现了，车上车下，车前车后，是一大帮想得到五百元赏金的人群，浩浩****冲下来，这西部片式的镜头，逗得车里的这位小姐忍不住笑。她说：“看见没有，只有他干得出来！”

于是，我也省得回答她的三个问题，事情发展到快要决裂的地步，外人是不好乱插嘴的了。后来，丁丁告诉我，类似的斯芬克斯式的问题：你一文不名，你学问一般，你人不出众。回城的路上也正正经经地对他宣布过的。杨菲尔玛的思路，已经像大人物那样充满绝对的自信，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别人只有无庸置疑的份了。而且，她在给你提出问题的同时，事实上的标准答案，也给你准备好了。

于是，就在离开三家店不远，快到石景山的那个叫作衙门口的地方，在她那辆漂亮的车和丁丁那辆老爷吉普之间，当着我面问他：“或是你回到你的垃圾堆去？或是你跟我进城马上到徐总那儿去报到？”我以为那个死丁会蹶屁股，调转头，脚跟着地，咚咚咚地拂袖而回的，没想到，他的那句口头禅又来了，“至于那么严重么？”

幸亏杨菲尔玛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否则，她该不知怎么折腾呢？一直到丁丁这群人马，伴着一路飞扬的垃圾和尘土，从山顶刹不住闸地到了车前，她才慢慢地开了车门走出来。

丁丁在车上站起来，戴着那顶毡帽，说笑不笑，说不笑也笑，他不傻，知道有台好戏等着他唱；而拼命要找到他的杨菲尔玛，倒沉住气了，朝他看着，说恼不恼，说不恼又恼，但她绝不会发作，哪怕马上送你上断头台，也是那副标准面孔。这时候，围过来的群众，都朝她伸出手来，声称是自己找到的，要得到那笔赏金。而丁丁说，别听他们胡扯，根本是我看见你的车，放下手头的事，马上开着吉普过来的。他再三强调，这京西三家店方位的垃圾山，方圆好几公里，是北京市不算第一，也算第二的垃圾堆放场。从山那边翻过来，是有段路程的。

她不理他，走向大家：“我向来说话算话——”于是，只见她手一扬，那些钞票就飞上了天空，然后，拂拂扬扬飘落下来。接着，垃圾山下，便是争来抢去的场面。说实在的，疯狂捡钱的，打成了一团，顶多令人觉得可悲，而洒钱的人，那种钱多得烧包的狂妄，就叫人感到厌恶了。但过后丁丁说我还不够了解杨菲尔玛，“她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这是她的手法。下次她来这里，如果她高兴，要是想让我吃顿苦头，只消一个眼色，这些人就会蜂拥而上，为她卖命而把我砸扁的。”

就在这些抢钱的群众，把我们两个人在吉普车旁边推来搡去的时候，小姐自己坐进车里，连招呼也不打，一溜烟地开走了。

“咦，这个人，怎么回事？”我怔住了。

丁丁也摘下那毡帽头，摸着脑袋，看着那辆红宝石似闪亮的汽车，疾驰而去。

好一个杨菲尔玛，我不得不承认是个能做大事的女人！如果说她图谋得周到，还不算什么了不起。那么，她下得去手，做得出来，就让人吃惊。而且，她为达到一个目的，不择手段的这份狠绝，就有点叫人心寒了。天啊，敢情她拉我来，是把我当作钓饵，硬逼着丁丁必须送我回去，因为。即使丁丁一百个不乐意，也不能把我撇在离市区三四十公里的垃圾场不管呀！

“其实，她这样做，并不是坏意。”我还是希望这两口子把目前的关系维系下去。也许上了年纪的人，就比较珍惜哪怕是将就的稳定了，即或是勉强的安宁，也要比闹得天翻地覆，彼此伤害以后痛苦的分手好。

丁丁笑了笑，“不至于那么严重的。”然后，他开着这辆像喝多了老酒的吉普车，有意地绕这个垃圾山一周，让我欣赏一下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人类不自觉地用排泄物筑起的垃圾长城。而且，我还有幸在垃圾山下，碰上几位来自城内的类似丁丁这样全身心投入环境保护的年轻人，有男有女，有的还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真令人肃然起敬。也许丁丁给高田有司当过几天助手，对东京市垃圾的处理有些感性认识，看得出他和这些人显然很愉快地合作着。

然后，我们就挥别环保一族，打道回府。一路上，听他向我介绍关于垃圾的危害性，那些三条腿的蛤蟆，两个脑袋的蛇，都是大自然被污染的结果呀，接着批判我那种无所谓的态度，然后回到他那永恒的主题上，你是作家，你要呐喊。

他像传教士那样开导我，首先，必须教育居民懂得，垃圾必须分类；其次，让居民懂得，扔垃圾必须缴纳一定费用；再其次，要在居民小区里消化掉垃圾，尽量不制造污染。一个有着20万人口的住宅区，每天要产生240吨垃圾，通过焚烧，可以获得2880吨50℃以上的热水，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