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罢,两眼一闭,喉咙里一口痰壅上来,心脏停止跳动。一瞬间,仙凡隔路,先生西去了。
至此,我才发现我的老师是至善至美至真的圣人。
但学长们做出了三条决议:一,销毁录音带;二,我们大家都没有听到;三,为了尊重先生的遗愿,在悼词里加进“风流蕴藉,才高情深,广施恩泽,一片爱心”十六个字,也就足够足够了。
不久,开了追悼会,隆重,沉痛,肃穆,庄严。
到了我这年纪,便会时不时地接到全白的信封,上面印着粗重的黑体字。人死后能有治丧委员会组成,通常都是有点身份的。若是素白信封,里面装上一张打字的讣闻,大半是普通人了。
G死了,有些不尴不尬。
他似乎不属于前者,又好像很难把他划入后者的范围里。
我领教这个剽悍的、匪气十足的汉子,是五十年代的事情了。那时我还被头儿叫作小鬼,他年岁较长,一脸络腮胡子,越刮越长,气得他没法。我们同在一个机关里工作,各司其职,互不来往。但他吊儿郎当是出了名的,该做的事他未必做,不该做的事他没准干得起劲。我自始至终搞不清楚G是一个什么长,或不是一个什么长,反正他好像是什么长,但又好像不是什么长。总而言之,上上下下,谁都不敢奈何他。
他大名鼎鼎。一是他有战功,在渡河作战时,他用身体护卫过前指首长,敌机来回扫射,他死抱住首长不放。这样,他替首长挨了几枪。有一枪最悬,差点敲掉他繁殖后代的工具。一讲起这些,G眉飞色舞,还总感谢那位不知名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没让他断子绝孙。二是他私生活方面,有许多绯闻,沸沸扬扬,听了令人眼晕。他自己也承认:“他妈的,没法子啦,见了标致女人,两腿就生根啦!”那次保护首长,随军记者作过采访,写过报道,战斗英雄是当定了的,谁知道他在后方医院养伤,钻到女护士被窝里,把到手的奖章砸了。不过,念他旧功,主要考虑首长威信,一个掩护过领导同志的战士,怎么会老犯错误呢?顶多警告一通,倒从来没受过处分。
这回G玩得有点出格了。他一定要同一个是前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或是小老婆的女人结婚。一切都豁出去了,他说:党籍,战功,职务,工资,残废金都可以抛弃。他说他要收心了,今后好好过日子,好好干工作了。
机关总负责人M找我个别谈话。——M老仍健在,前年做过八秩大寿,看样子活到九十不成问题,心肺肾肝等器官绝对健康。G去世的消息是他老人家通知部属故旧的,而且不许推托,无论如何,共事一场,要去和遗体告个别。那时M老四十多岁,不苟言笑,是机关里浩然正气的化身。他让我坐下,给我讲了一通共产主义道德,党员修养,警惕糖衣炮弹以后,要我当团支部书记的,去给一位女青年做工作。要她多帮助G,关心G,不能让G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不论怎么讲,G对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
“小鬼,听懂我的话了么?”
我说我保证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那时候,好像这样二百五的非止我一人。
现在很多人一谈到五十年代,口吻常常流露一种怀旧的感情,留恋那似乎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当然,可以理解,这是相对而言。但其实后来的许多弊端,当时已初见端倪。倘无最初的“左”得可爱,又何由产生以后的“左”得可怕呢?回过头去一想,我自己不也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么?
我去找那位女青年谈话,碰了一鼻子灰,还理直气壮。G找到了我,骂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着实羞辱了一番。我大义凛然地不予计较,还苦口婆心劝他回头是岸,要他认识到水性杨花的女人,其可怕性和危险性。G差点笑断了肠子:“老弟,等你和女人睡上几觉,再来给我上课吧!”M听说我碰了钉子,找我谈话,给我鼓励:“我们是革命大家庭,我们要对同志负责!”
如果说我们以往的失误,领导者要负责的话,错就错在以一种治家的方式来治国。当我们几个坐在一辆面包车里,前去医院最后见一面G时,M老还像谈论他不肖的逆子那样:“他要早听我的话,哪至于今天……”说罢,痛心疾首地摇头。不过,我们几个都没表态。
我估计对那位女青年做动员工作者,非我一人。终于捏着鼻子首肯了。M这套实际等于强迫,但还要被强迫者做出欣然自愿,乐于接受的样子的领导手腕,是令人敬畏的。但G宣称,如果这位女青年强要嫁给他,他保证三日一小揍,五日一大打,非收拾得她魂灵出窍不可。吓得那女孩子嫁也不是,不嫁也不是,服安眠药自杀了之。幸好五十年代帝国主义封锁,国产药品效能低些,灌了几大瓶灰猛氧水冲洗肠胃救活了。
M决不会让G如愿以偿的,没过多久,G的那位情人被有关单位遣送到外地,音讯全无,这个女人忽然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一切是利用把G派到远远的地方出公差时干的,M这一手干得干净利落,不露声色。等G回来找不到,好比当头一棒,天全黑了。
我始终记得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当然,坐在面包车里这几位,尤其M老,更不会忘记。
M佯作不知,而且装得很像。当时我在场,心里明白,他收拾这个有污点的女人,没费吹灰之力,只不过打了个电话,事情全妥了。至于他要求对方单位,把她遣送得越远越好,倒不表明他多么嫉恨这个女人,而是为了拯救G,为了革命大家庭的利益。
G参加抗日战争的年头不比M晚多少,只不过由于他花花草草的风流事,贻误了前程。但他会不懂这种以革命的名义所干的龌龊行为么?他几乎要动武了,但M以非常冷酷的词语讲,一字一句:“你必须死了这条心,组织上要保护你!”
他突然拔出手枪——刚进城时,好多转到地方的干部被允许持枪的——对准自己脑门。他说:“我去你妈的保护,老子恨透了你们大家,不活了!”说罢,要勾板机。
因为吵嚷的缘故,机关里好些人来看热闹,其中不乏行伍出身的老兵油子,一看马上要发生枪杀惨剧,不知谁跳过去挥臂将枪打掉,只听轰的一响,子弹穿过落地长窗,玻璃像开花弹一样爆裂。从G把手枪掏出顶在脑门上,到啪地跌落在地板上,不会超过五秒钟。未等人们反应过来,G的双手已经被人扭住。
M终究是领兵打仗的人,不仅面不改色,透出一股杀机地喝令左右:“押出去,先关起来!”
我见过不少死亡的场面,当场自杀(虽然未成功),这是仅有的一次,现在回想,犹感壮烈非凡。何况当时,我无法坐定了,完全修正了我对G的看法,这世界上若都是唯唯诺诺,佝偻着脊柱的小人,没有敢作敢为的汉子,人类不就该萎缩了么?
他决不是为一个他爱的女人殉情,他是用死来表示他的最大憎恨。要么我得到她,要么你们谁也得不到我。
后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严重,那位他曾替之中弹的首长也发了话:“怎么能这样胡闹呢?太过分了!”M这个人,他若要整谁,决不手软,不整得你走投无路,家破人亡,怎能体现革命的坚决性呢?G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回家当老百姓去。有人劝他写份检讨,至少保住饭碗,他说:“去他妈的,老子不尿!”
从那以后,就没有再见过G。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终于在这有股尸臭的太平间又看到那曾经生龙活虎的剽悍汉子。他安静地躺在那里,神色泰然。我们都脱了帽子,向他鞠躬告别。三十年,他走遍西北五省,就为寻找那个他所爱的女人。当他终于找到了的时候,他也走到了人生旅途的尽头。
在坐车回来的路上,我们几个人议论。有人说:“她为什么要理睬我们?我们有什么值得理睬的呢?”有人说:“像G这样活一辈子,值!”有人说:“未必值,他虽然得到了,其实等于没有得到!”有人说:“无论G得到也好,没得到也好,他是完整的。对不起,我们这些人的灵魂,简直是一张破烂的鱼网!”众人哄然叫绝。
惭愧啊!支离破碎的灵魂!
一路上,只有M老正襟危坐,缄默不语。
应该走的没走,不应该走的倒走了,年迈的父亲站在儿子的尸体旁边沉思。我记不得在什么艺术博物馆,看到过这幅油画的,当然也记不得画名和画家名,或许竟是脑海里的臆象也未可知。但画面上的雪橇和严寒的冬日气氛,那印象倒仿佛很难磨灭。
于是,我想起雪莱在《西风颂》里那两句名诗:“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倘若反问一句:“假如冬天不走,春天还会来么?”
写到此,我也不知所以。
阿门!
(原载1989年2月《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