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当时甚至没听清对方完整的句子,只捕捉到几个关键词——雪莉、家里、確认……
耳边轰的一下,后面的话就成了一团糊成一片的噪音。
她记得自己的手机从脸旁边抽开时手抖得不行,手机差点滑落掉到地上。胸口像被什么从里面抽空了一截,神经反应却慢半拍,整个人像被钉在那间玻璃会议室里。
她坐在椅子边缘上,背不自觉弓著,视线落在桌子上那支黑色签字笔上,却怎么也对不上焦。
那一刻,她没有在想“媒体会怎么写”,也没有在想“別人会不会把矛头指向我”。
她脑子里衝出来的,是某一次拍摄休息间隙,雪莉顶著新染的红髮,拎著饮料走过来,笑嘻嘻问她:“这个发色真的可以吗?不会太怪吗?”
后檯灯光很亮,工作人员走来走去,雪莉把头歪过去给她看,眼睛闪闪发光:“真的不会吗?你不要害我啊。”
她当时拍了拍她的肩,笑著说道:“放心,就算要怪的也是世界,而不是你。”
这句话,在那一刻像根刺一样倒著扎回来。
外面的爭论,是后来才慢慢涌上来的。
有人翻出当年的企划稿,说她“过度消费低龄美学”;
有人把那几张红髮照片剪出来,配上各种指责;
有人说“这一切都是那种审美的延续”。
她当然可以为自己辩解:
她没法决定公司的人事安排,没法决定雪莉的休假,没法决定她住哪间宿舍、跟谁做朋友。
她负责的是专辑封面、mv分镜、海报。
可在大多数人眼里,最直观的,就是画面,是视觉,是那一张张“太前卫”的照片。
刚才会议室里,苏成镇把那些话、那些责难,一口气砸回来,一点缓衝都不给。
“你们这群坐在视觉室里的人,把艺人当素材用。”
这句话,她不是没在深夜里一个人对著天花板想过。
她也承认,自己看世界的方式確实有问题——她总是先看“画面”,再看“人”:
先想“这个造型成立不成立”“这组顏色敢不敢用”,然后才轮到“这个人会不会太累”“舆论能不能承受”的问题。
可是,她从来没真心把那些孩子当成一次性的“素材”。
她记得那一次雪莉拍完照回后台,卸妆时一边揉眼睛一边笑著说:“刚才那个太好玩了,我感觉自己像另一个人。”
记得krystal在录音室门口,一边戴耳机一边跟她推荐最近迷上的独立乐队。
记得她们蹲在走廊一排吃便当,嘴里塞著饭,眼睛却亮晶晶地问她:“下一张能不能再怪一点?”
如果世界最后只留下一个结论——“是你害死了她”,那之前所有具体的笑声、疲惫、眼泪、兴奋,全都被抹得一乾二净,仿佛她和她们之间,从来只有“利用”两个字。
但她知道事情不是那样。
但她也知道,在別人眼里,你解释得越多,就越像在开脱。
水哗啦啦地流著,她盯著水槽里的一圈水渍出神,手指关节慢慢鬆开。她现在在这一行待得越久,就越清楚这盘棋有多大。
她也早就不再是当年那个捧著《pinktape》衝进会议室,只会吵预算、吵概念的视觉总监。
她参加过执行层的会议,看过cfo列出来的现金流,亲眼看过一支成绩“不惨但不赚”的团,是怎么在开支表里慢慢变成“不可持续项目”。
她知道有多少决定根本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而是要在股价、投资人、平台和合约之间找一个“能活下去”的解。
她也知道,有时候自己站的位置,已经越来越靠近当年她最看不上的那一侧——
算数字的人,算风险的人,算“谁可以当变量被划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