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是下午三点多的。民生公司的客轮,“民权”号,不算新了,船体吃水线附近裹着一层深色的水锈,像永远洗不干净的旧伤疤。码头上一如既往的混乱、嘈杂。挑夫扛着大包小包在跳板和人缝里钻来钻去,叫卖声、呵斥声、小孩的哭闹、还有不知哪条船拉响的汽笛,混成一片黏糊糊的背景音,贴在湿热的空气里,甩都甩不脱。
陈慕白的行李很简单。一个不大的皮箱,装了几件换洗衣物和必要的文件;一个随身的手提包,放了些零碎和药品。阿禄跟在他身后,手里也提着个小箱子,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却时不时警惕地扫着西周。左臂的伤还没好利索,用绷带固定着,吊在胸前,外面罩了件薄风衣,遮着。样子看起来有点狼狈,像个打了败仗、仓促撤离的伤兵,倒也符合他此刻要营造的“离渝避祸”的形象。
来送行的人不多,或者说,几乎没有。孔令仪己经去了昆明,黄参议自身难保,其他那些酒肉朋友、沙龙同好,听说他要走,大多打个哈哈,说几句“保重”、“后会有期”的客套话,真到码头来的,一个没有。世态炎凉,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尤其看得分明。陈慕白倒乐得清静,省了应酬,也少了被过多眼睛注目的风险。
他站在码头趸船的边缘,望着脚下浑黄的、打着旋儿的江水。雾气没有完全散去,江面上笼着一层灰白的纱,对岸的景物模糊不清,只能看到些轮廓。轮船烟囱里冒出的黑烟,低低地压在水汽上,久久不散。空气里有煤烟味、江水腥气、还有码头特有的那种混杂着汗臭和货物霉烂的复杂气味。
离登船还有一刻钟。他摸出怀表看了看,又放回去。心里异常平静,甚至有些空茫。这半年在重庆,像是做了一场紧张而漫长的梦,梦里是舞会的灯光、沙龙的烟雾、防空洞的黑暗、茶楼刺耳的枪声、医院惨白的墙壁……还有沈安娜那张总是清冷、偶尔裂开缝隙的脸。现在梦要醒了,他要回到另一个现实——上海那个更真实、也更残酷的战场。
就在这时,他眼角余光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码头熙攘的人群边缘,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
是沈安娜。
她今天穿了军装。不是那种正式的礼服,而是日常的卡其布军便服,扎着腰带,戴着军帽,头发一丝不苟地束在帽檐下。身姿笔挺,步伐稳定,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那双眼睛,在帽檐的阴影下,亮得有些迫人。她径首走到陈慕白面前,停下,目光先在他吊着的手臂上停留了一瞬,然后抬起来,迎上他的视线。
“陈先生。”她开口,声音不高,带着公事公办的调子,“奉命来送送您。上面说,陈先生这次在渝期间,屡受惊扰,是治安不靖所致。临走前,理应有个交代。”话说得滴水不漏,把私人送行包装成了官方程序。
陈慕白心里明白,什么“奉命”,什么“交代”,多半是她自己争取来的,或者,是某种默契下的安排。军统那头,大概也觉得他这“瘟神”走了也好,派个打过交道、还“救”过他的人来走个过场,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他微微颔首:“有劳沈小姐。还要麻烦您跑这一趟。”
“分内之事。”沈安娜淡淡道,目光扫过他简单的行李,“陈先生这就回上海了?”
“嗯,回去了。”陈慕白望了一眼江面,语气有些萧索,“重庆……挺好,就是跟我八字不合。待着总是出事。还是回老家踏实点,做点小生意,图个安稳。”他故意把“安稳”两个字说得很重,带着点自嘲。
沈安娜沉默了一下,江风拂动她帽檐下的几丝碎发。“上海……现在也不太平。”她的话像是提醒,又像是某种试探。
“哪里太平呢?”陈慕白转过头,看着她,嘴角扯出一个很淡的、近乎虚无的笑,“这年头,哪儿不危险?东边打仗,西边也未必安宁。但总得有个地方落脚,总得……回去。”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有些人,有些事,还在那儿。”
这话说得含糊,可以理解成对上海家业的牵挂,也可以有别的解读。沈安娜听在耳里,眼神细微地波动了一下。她没接这个话头,反而问:“陈先生的伤,路上没问题吧?”
“死不了。”陈慕白答得干脆,甚至带了点粗粝,“船上躺着呗。到了上海,慢慢养。”他看着她军装领口一丝不苟的风纪扣,忽然问:“沈小姐接下来……还是留在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