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过得比我想象的快。
3月29日,周六。
妈妈一早就醒了,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上午——蒸了一锅馒头,卤了一锅鸡蛋,又炸了一碗肉酱。
她把馒头晾凉,用干净的纱布包好,放进布袋里;卤蛋一颗一颗擦干,装进玻璃瓶;肉酱装在搪瓷罐里,拧紧盖子。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问她这是做什么。
“出远门,路上吃。”她头也不回地说,“省城远,坐大巴要六个小时,中间不歇脚。你饿着肚子赶路,妈心疼。”
我心里一动。她没有说“妈心疼自己”,她说的是“你”。她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儿子。
3月30日,周日。
她翻出那只樟木箱,把爸爸的中山装、蓝色旧衬衫、还有那件灰色毛线背心,一件一件叠好,用干净的塑料布包起来,放进一个旧旅行袋里。
她做这些的时候很安静,手指稳稳的,没有抖。
她把旅行袋的拉链拉上,又拉开,看了看里面,又拉上,反反复复好几遍。
“妈,带这么多衣服?”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你爸走的时候,身上穿的是囚服。我想着……把家里这些衣服带去,让他……换上。”
我的喉咙一哽,说不出话来。
3月31日,周一,清晨五点。
天还黑着,老宅里只有厨房亮着一盏灯。
妈妈已经起来了,穿了一件我没见过的深灰色呢子外套——那是她压箱底的好衣服,平时舍不得穿,只在过年走亲戚的时候套一下。
外套的扣子擦得锃亮,领口别了一枚旧式的胸针,是朵素银的小花,花瓣已经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了。
她对着镜子,把头发一丝不苟地绾起来,用一根旧簪子别住,又照了照,把簪子拔下来重新别了一次。
她今天很好看。
不是那种年轻的、张扬的好看,而是一种端庄的、沉静的、像一棵经历了风霜的老树终于开出花来的好看。
她明明已经38岁,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呢子外套,却依然身姿挺拔——外套的腰身收得刚好,勾勒出那截纤细的腰肢;胸前两团沉甸甸的乳肉被外套的布料裹住,却依然撑出饱满的弧度,随着她系扣子的动作轻轻晃动。
她的脸色比前几天好了一些,不再那么惨白,眼下那片青黑也淡了一点。
她对着镜子看了很久,然后轻轻叹了口气,转身。
“明明,走吧。”
她挎着那个旧旅行袋,我背着双肩包,锁上门。
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发出清脆的“咔哒”声。
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间住了十九年的老宅——窗台上晾着的那排男式旧衣已经被收走了,空荡荡的晾衣杆在晨风里轻轻晃动。
“走吧。”她又说了一遍,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巷口的公交站,早班车还没来。
晨雾很重,路灯在雾气里晕开一圈一圈黄蒙蒙的光。
妈妈站在站牌下,挎着旅行袋,背挺得笔直。
有几个早起买菜的大妈路过,看见她,都露出欲言又止的神色——她们都知道老沈家的事了。
有人想上前说话,被她轻轻摇了摇头挡了回去。
她站在那里,像一棵扎根在雾里的树。
公交车来了。
我们上了车,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把旅行袋放在膝盖上,双手交叠着放在袋子上。
车开动的时候,她透过车窗看着渐行渐远的老宅,看了很久,直到那栋灰扑扑的筒子楼消失在晨雾里,才收回目光,轻轻闭上眼。
大巴站在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