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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最忌惮的女人44岁那年暴毙了（第3页）

那是在光绪六年（1880），前文说到，这段时间慈禧曾大病一场，因此慈安只能临时独自召见众臣，可她见到远道而来的鲍超，却全是在拉家常，完全不知如何下达命令：

孝贞显皇后（慈安）问：你这到湖南好多路？

（鲍超）奏：轮船不过十余日至湖北，由湖北不过十余日即到任所。

问：你咳嗽好了么？

奏：咳嗽已好。

谕：我靠你们在外头，你须任劳任怨，真除情面，认真公事！

奏：仰体天恩，真除情面，认真公事，不敢有负委任。

问：湖南有洋人否？

奏：洋人曾到湖南，因湖南百姓聚众一赶，后遂未到湖南。

这是光绪六年（1880）五月二十七日鲍超觐见慈安的情形，而在五月初，慈安第一次见鲍超，她就问过“你在途走了多少日期？”“沿途服药有哪些不爽快？”“沿途在哪几处服药？”等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整整一个月，慈安都没跟鲍超说正经事，倒是温柔地夸了几句“你好声望！你苦得很！”

她是一位合格的太后，但也许不是一位出色的女主。

时人就说：“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可见，慈安名义上为正宫太后，是慈禧独揽大权之路上的唯一对手，却没什么话语权，无法掌握实权，执政能力也远不如慈禧，只好一味退让。

对这样一个姐妹，慈禧真的有必要痛下杀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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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前面提到的诸多野史，关于慈安之死，目前最权威的一手史料是《翁同龢日记》。慈安去世时，翁同龢正在担任光绪帝的师父，后来也亲自参与了慈安的葬礼，他的记载还是比较可信的。

据翁同龢记录，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这说明那天慈安太后身体不适，已经无法召见军机大臣。当天深夜，同僚急匆匆上门给翁同龢传来“东圣（慈安）上宾”的消息。翁同龢仓促之中，心中悲与惊并起，急忙收拾衣物，准备入宫，与其他王公大臣在宫门外等候到了凌晨。

此前几个时辰，御医已经对慈安尽全力救治，开了5个药方，可太后病情转危，实在束手无策。日出时，翁同龢等大臣“至宫门长号，升阶除冠碰头伏哭尽哀”，进宫为东太后准备后事。

这一切太过突然。如御医薛福辰所说的，慈安死后第二天就入殓也是事实。但这是符合清朝礼制的，清朝太后确有次日入殓的习俗，并非有人刻意掩饰慈安的遗容，提早入殓。

慈禧也没有遮遮掩掩，在慈安入殓前，她允许王公大臣瞻仰其遗容。如果慈安真是自杀或中毒而死，遗体肯定有异样，这足以说明，慈禧心里没鬼。

至于一些野史说慈禧对慈安“减杀丧仪”也是无稽之谈。慈安死后，遗体以金匮下葬，翁同龢还亲眼见慈禧为她戴孝。慈安的谥号也是采用王公大臣所拟的“孝贞慈安裕庆和敬仪天祚圣显皇后”，一字未改，备极哀荣，其中“贞”也有“正”的意思，即承认慈安为后宫之主。

慈禧与慈安曾经在宫中共度三十年岁月，多少有些姐妹情谊。如果没有慈安的支持，慈禧一定无法发动辛酉政变，要是没有慈安的谦让，她可能也难以掌控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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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慈安真是突然病逝，那她患的到底是什么病？

史书中的只言片语告诉我们，慈安太后很可能患有旧疾，而且是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平时看似无异样，可一旦因疲劳过度发病就十分凶险。

同治二年（1863），26岁的慈安就曾发病过，“有类肝厥，不能言语”，一连24天病情沉重，御医给她开了一些安神宁志的药物，才逐渐好转。中医所说的厥症，主要表现为突然性的昏倒，不省人事，四肢厥冷，重者甚至会一厥不醒而导致死亡，这也是脑血管疾病的症状。

仅仅过了6年，同治八年（1869），32岁的慈安病情又一次发作，不省人事达半个时辰（“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

这两次发病，都说明慈安有严重的旧疾，而她44岁时突然去世，也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疾病导致的脑出血。

《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了慈安太后去世当天，一开始只是“偶尔违和”，病危时却有“风痫甚重”“神识不清”“遗尿”等情形，一天之内就被疾病迅速夺去生命。即便是在今日，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晚清御医面对这一来势汹汹的病魔，自然难以招架。

慈安在世时，对慈禧始终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她暴亡后，最大的受惠人当然是慈禧。

两宫垂帘变成了西太后唯我独尊，慈禧成为清王朝唯一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随着慈禧权力膨胀，她的种种选择影响了帝国前进的方向，戊戌变法中，她发动政变，扑灭了百日维新；八国联军侵华时，她无力抵抗，一错再错，直至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她与光绪帝前后一天相继去世，更是留下了清宫中的另一桩疑案。

如果慈安没有中年暴崩，而是在之后几十年继续对慈禧形成制衡，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