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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位声称要死的老前辈，口碑不算十分地好。其实，他没有害过谁，甚至，除了自身安危不得不为之外，也给人家打招呼，这说明他心地不坏。纯粹为整人而整人，如同为艺术而艺术的行为，他也不干的。

但中国人，有个毛病，自己倒霉，而对别的不倒霉的人，有种悻悻的不满，这大概也是多年养成的平均主义的后患了。

我一点也不想为这位忘年交辩解，他既没委托我，我也没有义务。不过，凭良心讲，要都是像他这样不怎么收拾人的话，第一，天下太平得多；第二，人间悲剧能少三分之二；第三，事后落实政策的麻烦，也会相对减少。但大家背后说起他时，摇头的多，点头的少。

智者明白这些对他的不佳舆论，他回答得也很俏皮，“人，比较害怕凶神恶煞，越是面目可怕，人，越是敬服。人，还有另外一个缺点，怕硬欺软，你对人无害，人，本应该庆幸，至少可以多一份安全，但是，人有不安于位的本能，不会满足这安全，反过来，还会产生一种对弱者施虐的欲望。”

别人对他的评价，他也不在乎，一个人，能一辈子平安快乐，无灾无难，在中国这几十年来，实在是为数不多的，不是这次运动，就是下次运动，迟早会摊在头上的。他能远离中国的一切的人为的政治灾难，能比别人相对地少受到折腾，除了有福气，有运气之外，也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人，才能巧妙地周旋，不使自己卷入漩涡里去。哪怕马上要身陷囹圄，也能从狱卒的手下奇迹般逃生，这真是了不起的超人一等的聪明，直到他年逾古稀，仍看不出他的一线昏愦。他那眼睛，鼻子，耳朵，始终处于一种可怕的清醒程度之中。

吃一辈子政治，吃成了精。

有一次，我们这些他的朋友，在帘子胡同他家聚会，都承认，一个人难得不倒霉，而对老先生说来，最伟大的是一辈子不倒霉，这简直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特例。将来要写《第二十八史》的时候，好像应该给他立一个吃政治的传。

他一边饮酒，一边微笑，“诸位别恭维我了。”

那天我多喝了两杯，我没有他永远不醉的高水平，有点管不住自己的嘴。“从我一九四八年认识你起，在阜平西寨那山沟里，我就不怎么佩服你的，白涛老兄！但几十年交往下来，我又不能不赞成你了。因为你活得不但比我们哪个人都好，而且聪明到共产党拿你没办法的程度，了不起。”

他笑笑，根本不把我的讽刺当回事，因为我是晏波带到解放区去的关系，他跟我不甚见外。“大家只是个印象而已，其实比我春风得意些，左右逢源些，沾共产党的便宜多些的，大有人在。老实说，在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只顾自己的聪明人，不是很多的，那些不但聪明而且会整人的人，害人的人，吃人不吐骨头的人，才是真正吃政治的英雄呢！”

大家哄然叫绝：“对极了！”

“喝酒吧！”他端起杯子，“没有必要为无谓的事情伤脑筋！”

我是他府上的常客，因为我们相识太早，记得进入解放区后，第一个用枣子酒把我灌醉的就是他。

他还为我写过一首诗：

阮伶不戒酒，

李白诗丰收。

人生常苦短，

何故不自由？

那时，我们这些新去的知识分子都吃大灶，领六斤小米的补贴。他其实早去不多日子，也是晏波通过封锁线，护送到根据地的。但他是诗人，又到联大去讲了几个月的新诗运动，竟混上了中灶伙食，营级干部。可护送我们这些大学生到解放区去革命的，那个风风火火的晏波，经常出生入死的城工部的人，也不过和我们一块啃窝窝头，享受大灶待遇，我们替她打抱不平，要找领导去说理。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种赤诚的职业革命者了。她好像除了动员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如同播火那样，把我们这些青年人的热情鼓动起来外，她对于自己的一切一切，都无所谓。她阻止了我们，“干什么？干什么？”走到半路上，被她追上来，赶我们回驻地去。

后来，也知道，她不是没有想法，不过，她觉悟高，不去想而已。也许因为这点历史因缘的关系，我和智者这几十年倒没断了来往。

他就这样渐渐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诗人是他不官不民的特殊身份，上见大官，下见平民，就这么一个自由自在、但又很有分寸的态度。他不去讨人喜欢，也不特意地讨谁不喜欢，他让人觉得他无野心，可信任，不戒备，可又是有本事，很努力，有分量的人物。他的诗，经常见报，他的画，也有水平，他在文化人中，像官员，可在官员眼中，又是一个从老区来的属于我们自己范畴的文化人。身体又不好，经常住医院，也就不把他太当回事，又不能完全不当一回事的对象。所以解放后，这次运动，那次运动，在劫难逃者众，他能安然无恙，而且并不比别人吃亏，就是沾了这种不即不离，和不使得强者十分在意他的便宜。

“这老小子，该捞的全捞到了。”这也是有些人不肯恭维他的原因。

一九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潦倒落魄。那一次，晏波也险些给戴上这顶桂冠，亏了加农炮保护了她，这位将军进城后官做得很大，说话自然算数，也就把她下放拉倒。因而，剩下一个白涛，总是他把我找去帘子胡同，到他家陪他，有时小酌，有时赏饭，倒不怎么嫌弃我脑袋上那顶帽子。因此，我固然不甚喜欢他，但也不像别人那样讨厌他。虽然心里也不甚平衡，我倒霉因为我写了小说，晏波倒霉因为她说了农村的真实情况，而比我们俩更言不及义的白涛，刚一开始整风，就因胃溃疡住进了医院，他三教九流的人认识得多，医生总不让他出院，躲过那场暴风雨。

“别喝闷酒哦！”

我借酒盖脸，故意问他：“我弄不懂，怎么她有事，而你没事，她下放，而你安然无恙？”

“你以为是我把我老婆推上断头台的吗？”

我说：“但愿不是！”

“当然不是！”

后来，没有很久，晏波下放结束，又回来了。我们谈起来，对于她先生这平安无事的岁月，使我不能不相信命运这一说，不知为什么，上帝总给他笑脸。我从来也不敢跟上帝作对过，但上帝却总是惩罚我。

他当着晏波大发宏论：“那因为你们太执著，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有时候执著，有时候就不能执著，要知道，脚上的泡，全是自己磨的。”

我说：“我其实是很现实的，我怎么不想适应？我讨好过，我改变过，我服贴过，我低头过，我甚至求饶过，但上帝仍旧不允许我适应呀！”

智者一笑，“这说明你适应得还远远不够，适应是一门学问。有主动的适应，有被动的适应，有适应中的不必适应，也有作出不适应的样子，而实际的适应，有大适应而小不适应，也有半适应的半不适应……”

晏波不耐烦地截断了他：“算了，别贩卖你的庸俗哲学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