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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1页）

四、结论

川大的国立化进程历时甚长，其间，不管是全国和四川的政局，还是学校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国立化虽是其中的一条主线，但在不同的时间，随着不同的情势，对不同的参与者来说，“国立化”三字的实际意谓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控制川大，除了可以获得一些实际利益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出于掌握“国家”这一象征性资源的考虑，而具体目标又随着时间而变化。1933年之前，以“国立大学”为表征的“国家”是军人内争的符号资本，谁得到了这一资本，即自认可以名正言顺地号令同侪；1935年以后，则成为地方与中央竞争的“战场”。对于中央政府而言，1935年前容忍一所“地方性的国立大学”存在，主要意在维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并向地方宣示“修好”的信息。1935年以后，川大的国立化则是国民政府乃至国民党势力向地方的延伸。双方策略随着彼此力量的消长而有不同，总体说来是既要维持自己的权力所及，又要给对方留有余地。

关于知识界对国立化的态度，又可以从两个不同视角考虑。一个是“学术—政治”视角——我使用这个概念，指的是学术机构或学者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而主动或被迫涉足与权力机关的斗争；另一个则是学术和教育本身的视角——这里同样存在着权力关系，它是隐性的，主要与“评判”有关：通过学术界内部的评估机制和利益分配原则，它将不同的学术派别、思想、方法以及学者进行分流，或驱于边缘，或推向中心，从而塑造了某一特定时空中的知识格局。这也是一种政治关系，为了与前者相区别，我们可以称为“学术政治”视角。

这两个层面在川大国立化运动中都有所体现。从“学术政治”视角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四川都被视为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参看第三章），这也是促使任鸿隽、张颐等把“现代化”视为一个主要治校原则的动力。[86]其实，这个看法至少是片面的：不同学科领域的情形并不相同。论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蜀中学人可能真的不行；但说到更传统的文史之学，则完全是当仁不让（参看第二章、第五章）。不过，在文史学术中，蜀人也自成一格，很少为外界知晓；更重要的是，任鸿隽等所着重考虑的，正是川中学者所不大擅长的那一类学问。对于他们来说，“现代化”是将川大地位提升至全国水平的必由之路，但这也造成了学术权力的再分配：如同向楚的例子表明的，一部分传统学者因此被边缘化，而新的学术风气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参看第五章）。

“学术—政治”视角是本章的论述重点。由这一角度看，对许多川大人来说，国立化主要是赢得自主空间和获得某些实际利益（如经费）的手段。因此，随着政治格局的改变，其具体针对的对象也会变化：当中央只是一个遥远象征的时候，它可以为学校提供免于地方威胁的“道义”力量（虽然实际效益也有限）；但一旦它真的“到场”，便很容易蜕变为一种新的威胁力量，地方反而散发出前所未有的魅力。除了现实利益的考虑之外，这背后也受到中国士人传统中“道高于势”理想的深刻影响，这决定了“国立化”作为一种策略，既可是“反地方”的，又可以是“反中央”的。换言之，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国家”和“中央”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其内在的道义性决定了它并不必然以中央政府为趋归。这一点可以从川大的国立化运动看得很清楚：在这一进程中，中央并不总是被视为“国家”的当然代表者，很多时候，“国家”反成为“中央”、“地方”和知识界争夺的目标。

“国立化”是在几个不同层面上运行的，有的属于象征领域，有的则与实力攸关，因而也势必生发出不同的诠释维度：既可以是“全国化”，也可以是“去地方化”，或者“中央化”，甚至可能是“党化”；换一个角度，也与“现代化”不无交集。问题在于，这些维度之间虽然多少都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却又各有其侧重点，也并非彼此都能融通无碍，而更像是一座歧径密布的语义森林。从字面看，离“国立化”最近的就是“全国化”；但在制度层面，倒毋宁是“中央化”一词更加本色当行。“全国化”和“去地方化”似乎是一鸟之双翼，实际却未必尽然：“去地方化”可能是“全国化”的必由之路，也可能毫不相干。至于“党化”，更是把问题导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清晰，而是在川大国立化运动的推进过程中，经由各方力量的撕扯、对抗、角逐，逐步展露开来的——事实上，即便是这一运动的积极推动和参与者，对此也未必心知肚明。

细心梳理此一事件中某些面相，也进一步启发我们对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研究加以反省。许多关注这一课题的学者热衷于采用国家行政力量“基层化”的视角，尤为关注“国家”向地方“社会”的权力延伸过程，其理论前提则是将各级行政力量视为一个整体，均当作国家化身，从而构建出“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结构。[87]在此架构中，“社会”代表着民间或基层的自治力量；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则被描述成一个“国家”权力逐级下降，“社会”逐步退缩的过程。这种视角当然不仅仅限于中国史——事实上，它从社会学家如吉登斯等人有关“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中汲取了不少灵感；[88]也确实可以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支持。不过，若我们考虑到某些以往被关注得不够充分的现象，并试图从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出发，寻找新的诠释角度，对此问题的认知或者会更为复杂。

至少有两点值得重视。第一，在传统中国，“官”、“民”之分似比“中央”与“地方”的区别更加重要。后者在现实政治中当然存在，且所谓“藩镇”与“朝廷”的对立或对抗也不是偶一为之，但在理论上思考并进而区分“中央”与“地方”，已经是晚清以后的事了。这里不无吊诡：尽管在十九世纪晚期之前，中国并不存在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观念，但将所有的行政层级都笼统视为“国家”的代表，却可能更接近“前现代”的官、民之分；把“国家”正式区别为相对独立的“中央”和“地方”，却是一彻头彻尾的“现代”现象。[89]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社会”理论与中国“现代史”之间的关联仍需进一步思考。同时，中央和地方在政治生活中的长久冲突，更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中，各级政权的实情与理论上的一体性相去甚远：不同层次的政权并不一定利益一致，更未必都能代表“国家”。在考虑它们的整体性时，更应注意各方从自身立场出发呈现的具体面貌：在很多情形下，他们就只是某一级政府（中央也只是一级政府），而不是“国家”。

第二，中国文化中“道高于势”的传统并没有随着“道统”的破裂而彻底消失，相反，它通过对“学术自由”等西来观念的渗透，仍在发挥力量。在这一视角下，“国家”并不是一个行政操作单位，而独立于中央和地方这样一些层级划分之上，具有更加超越性的地位。因此，虽然“地方割据”的现实迫使中央作为“国家”的代表者而受到知识界的拥护，但此一身份仍需经过道义考量，在有些情形下，“中央”不但不能代表“国家”，甚至被视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就此而言，川大国立化的诸种维度之间的错综关联，提示我们必须将“国家”这个概念放入更为细致、具体而变动的语境中，才能解释其中蕴含的多种可能。

[1]《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1914年），收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41页。

[2]与之相对的是外国在华所设大学之中国“国家化”，这在既存的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并不少见。性质略有不同的清华学校也存在此类问题，具体可以参看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化”与“国立化”的英语表述均是nationalization，实际关涉到民族主义对外和对内的两面，至于本章所论主要以后者为主。

[3]为了行文方便，除了必须区分国立川大和其前身的地方，本章以“川大”代指该校的各个阶段。

[4]孙任以都（任以都）：《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收在[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42页。

[5]实际上，本章乃是根据我的一部专著《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所做的缩写，更详细的解说可以参考该书。

[6]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8～282页。

[7]参看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台湾师范大学主办）第11期，1983年6月。

[8]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1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6～381页。

[9]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批文第144号（1927年9月26日），成都：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档案”第1卷。

[10]李宗仁致张学良电（1928年7月17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电（1928年7月21日），引文均转引自曾业英：《论一九二八年的东北易帜》，《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84、91页。观点则是笔者申述。

[11]张惠昌：《四川军阀混战中的“善后会议”》，收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12]《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概览》，成都：国立成都师范大学，1930年，第69、101～107页。

[13]吴芳吉：《禀母书》、《与吴雨僧》，收在《吴芳吉全集》中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87～888、900页。

[14]RobertA。Kapp，SzedtheeseRepubliilitarismaralPower，1911-1938，NewHavenandLondon：YaleUyPress，1973，p。65。

[15]四川省长公署公函（民国十五年省字第474号），“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档案”，第2519卷。

[16]《高师反对傅振烈校长》，《商务日报》1924年2月23日，第6版。

[17]张澜：《致赖心辉》（1925年9月），收在《张澜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18]《成都快报》1930年9月23日，第4版。

[19]米庆云：《国立成都大学兴废记略——从成大、成高的纠纷到成大、师大、川大的合并》，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4页。

[20]四川省教育厅公函（十七年教字第10369号），成都：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卷。

[21]《函教厅摊发本大学经费》，《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2卷第18期，1934年1月8日，第7页。

[22]《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十一年中央教育机构设置及编制的演变》，收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3辑“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页。

[23]《民国二十年度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统计表》，“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