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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晚年立嗣顾命问题之探隐（第1页）

孙权晚年立嗣顾命问题之探隐

裴松之深研孙吴历史，认为：

袁绍、刘表谓（袁）尚、（刘）琮为贤，本有传后之意，异于孙权既立（孙）和而复宠（孙）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

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笔记》中亦言：

惟大帝（指孙权）号称贤主，而太子（孙）和被废之际，群臣以直谏受诛者，如吾粲、朱据、张休、屈晃、张纯等十数人，被流者顾谭、顾承、姚信等又数人，而陈正、陈象至加族诛，吁，何其酷哉！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

他们都看出了孙权晚年“坐生乱阶、自构家祸”，而且牵涉面极广，在“昏悖”“酷烈”的表象之下似乎又深藏用意，令人有些捉摸不透。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里引用殷基的《通语》里记载：

初（孙）权既立（孙）和为太子，而封（孙）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于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分别看清孙和的“东宫党”和孙霸的“鲁王党”各自的名单：“东宫党”这边，有陆逊、顾谭、朱据、诸葛恪、滕胤、施绩、丁密等高官；“鲁王党”那边，有步骘、全琮、吕岱、吕据、孙弘等要员。在这两份名单当中，“鲁王党”这些骨干成员于“两宫夺嫡之争”中无一人受损，均是全身而退；而“东宫党”这些重臣，却是多遭孙权的严厉制裁—陆逊被孙权遣中使逼责而死，顾谭及其兄弟被流放交州，朱据先贬出京而后被半途追杀，惨不忍睹。

但我们研判一下陆逊、顾谭、朱据这三人的门户背景，却发现他们均出身于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并在该集团中为首领人物。于是，一个明确而惊人的答案跃然而出：原来，孙权故意借着这一场“两宫夺嫡之争”，引诱“陆、顾、朱”江东三大本土士族出头参与，然后对他们分而削之、压而抑之。对这个结论，三国史学家们几乎俱有研究，而且其中还不乏精深之见解。

不过，大多数的三国史学家只是止步于这个结论，却不曾“透过现象洞察本质”：对孙权为什么要在立嗣之争中专门打压江东本土派势力、为什么其他派系的首领们却能全身而退、为什么后来又赐死鲁王孙霸以及“两宫之争”结束之后的后续立嗣进程状况等一系列问题并未深入剖析，而只是用“昏悖”“酷烈”等评价性词句给孙权晚年立嗣顾命之重大问题草草画上了句号。

笔者则认为，孙权晚年的立嗣顾命之所有举措背后皆蕴含着精密而深远的政治谋算。孙权当时已年届七旬，掌权执政五十余年，目睹了刘备“白帝托孤”、诸葛亮剪除李严、魏文帝“嘉福殿顾命”、魏明帝临终托孤、司马懿与曹爽争权内讧、“高平陵事变”等一系列事件，遂以它们为龟鉴，结合吴国自身的现实权力格局情势，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对立嗣顾命之大事做出了种种动态化布局，力求面面俱到、万无一失。然而，俗话讲：“人算不如天算。”孙权虽然殚精竭虑、费尽心机，终因现实时势的急剧变化，让他的所有布局都一一落空了。

而这一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演变过程，笔者在此尽量贴近史实地描绘出来，以供读者探而索之。

孙权于赤乌八年至赤乌十三年的立嗣布局

孙吴赤乌八年（公元245年），正是孙和与孙霸“两宫夺嫡之争”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候。但他俩万万没有料到，超然在上的父皇孙权早已对这一场立嗣之争和本末底细洞若观火，并有了全新的想法和谋划。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里引用殷基的《通语》记载：

（孙）权患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乱？”于是有改嗣之规矣。

孙权已然明白：如今“两宫夺嫡之争”既然如此激烈，孙和立则孙霸一派必危；反之，孙霸立则孙和一派亦危。毕竟孙和、孙霸都是自己的儿子，孙权还是希望他们两不相危。而使他们“两不相危”，孙权就只能将他们“两不得立”。那么，便只有“改嗣”—改立第三个东宫候选人为太子。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样做的：他把参与夺嫡之争的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双双废除，改立第三者晋王李治为嗣，以维护宗室的手足相安。

同时，孙权觉得“两宫夺嫡之争”的战火既然已经燃烧起来了，倒也不妨把它看作一个重要的契机—一个对朝廷原有的权力格局展开“大洗牌”的契机。

在“两宫夺嫡之争”前的孙吴高层权力格局情况是这样的：宗亲派武将集团、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外来流寓派士族集团三股势力共同撑起了吴室皇权。可是，孙权观察到曹魏内部的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已经急剧膨胀到威胁皇权的地步，这让他触目惊心。他反观本国的内部情形，察觉到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也在暗暗坐大—“陆、顾、朱、张”四大家族的子弟姻亲几乎遍布吴廷上下，潜在势力极大。于是，孙权对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猜忌之心。他不想见到第二个吴国的“司马懿”出现，便借着这一场“两宫夺嫡之争”的契机，实施了自己狙击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的谋略。

其实，“鲁王党”的势力原本十分脆弱，根本不能与“东宫党”相比。而孙鲁班、全琮夫妇作为外戚派势力代表，是孙权默许他们加入“鲁王党”的第一股势力。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越骑校尉吕据、中书令孙弘等名将要员，若无孙权的暗中授意，也是不可能无故支持鲁王孙霸的。孙霸本人也拿不出什么条件可以“蛊惑”他们。所以，归根到底，这都是孙权隐在幕后自导自演的一出“大戏”。

这出大戏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孙权以明面上的“两宫夺嫡之争”为陷阱，以孙和、孙霸两个儿子为“诱饵”，以孙鲁班、全琮父子和旁系宗室孙弘、孙峻等人为“黑手套”，以步骘、吕据、吕岱等其他派系重臣为助手，实施了一场对江东本土派首领们“定点清除”的残酷围剿。在这场无形的围剿中，陆逊被逼死、顾谭兄弟被流放、朱据被赐杀，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实力大损，再也无法参与吴室最高“权力游戏”的角逐。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顾雍的长孙、顾氏一族的新秀骨干顾谭所遭受的打压来进一步说明孙权的用意。顾谭在“两宫之争”中的职位是太常之官。太常之官是吴廷一个关键性的职位。孙吴名臣潘濬就曾经担任过太常卿，众人皆以为他必将接替顾雍出任丞相。《三国志·吴书·潘濬传》就写道：

黄门侍郎谢厷语次问（吕）壹：“顾公（雍）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厷又问：“若此公免退，谁当代之？”壹未答厷。厷曰：“得无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语近之也耳。”厷谓曰：“潘太常常切齿于君，但道远无因耳。今日代顾公，恐明日便击君矣。”壹大惧，遂解散雍事。

而今，顾谭身居太常之位，明显是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所青睐的候选接班人。到了“两宫夺嫡之争”的尾声，孙权却将他流放交州，把他的太常之位转授给了身为帝婿的滕胤。而滕胤后来果然以外戚派代表的身份入列新帝辅政班子。这一系列的动作，将孙权竭力打压江东本土派势力的用意表现得毕露无余。

祖父（顾）雍卒数月，（顾谭）拜太常，代雍平尚书事。（摘自《三国志·吴书·顾谭传》）

最后，孙权用步骘取代了陆逊的丞相之位，用吕据取代了朱据的骠骑将军之职，又以流寓派士族集团新秀骨干诸葛恪为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陆）逊领荆州事”。（摘自《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在这一次吴室最高阶层的“权力大洗牌”中，江东本土派势力被完全踢了出去。

当然，孙权也不是百分之百地信任其他派系的大臣们。他为了试探诸葛恪的忠心，以“贬黜朋党”为名，将投附孙霸的诸葛恪之长子诸葛绰交付给他，“令更教诲”。而诸葛恪也毫不含糊，立即鸩杀诸葛绰以自证忠节。对此，孙权甚为满意，于诸葛恪的倚重之情愈来愈盛。

当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遭到严重摧残后，孙权于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初就“紧急刹车”，制止了“两宫夺嫡之争”。鉴于鲁王孙霸野心勃发、不择手段地害兄夺位，孙权狠下心来将他赐死。“鲁王党”的一些小角色，例如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全被孙权诛杀，当作是对拥护正统的礼法派人士们的一个交代。同时，太子孙和也被幽禁而废。

此刻，究竟立定谁为嗣君，成了朝野上下最为关注的重大问题，牵动着吴室诸臣的政治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