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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陇双高时期的巅峰阶段（第1页）

“关陇双高”时期的巅峰阶段

东汉王朝临近末世之时，确实是多灾多难：好不容易刚刚平定了西凉羌乱，声势浩大的“黄巾之乱”又爆发了。随着这场席卷半个中原的大动乱，西凉武人集团在第二代核心人物皇甫嵩、董卓的带领下，登上了比从前更为广阔的时代大舞台，将其巨大的影响力从边疆之域投放到了王朝腹地。

皇甫嵩是皇甫规的侄儿，是皇甫一系西凉势力的天然接班人。董卓则是张奂一手栽培出来的，是张奂一系西凉势力的实际继承者。《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记载：“并州刺史段颎荐（董）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说明董卓与段颎一脉亦是渊源颇深。

他俩能谋善战，都是西凉武人集团新一代的掌舵者。皇甫嵩的名字“嵩”里具有“高”之寓意，而董卓的名字“卓”字也具有“高”之寓意。皇甫嵩的家乡凉州安定郡和董卓的家乡凉州陇西郡之间只隔着一个天水郡的距离。所以，笔者称他俩为“关陇双高”。但他俩在政治取向上却是完全不同的，也代表着西凉武人集团里的两股分流，各自有其命运和轨迹。

“黄巾之乱”骤起，《后汉书·皇甫嵩列传》里记载：

（灵帝）召群臣会议。（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灵）帝从之。

一向刚愎自用的汉灵帝竟能听取皇甫嵩的建议，恐怕是出于借重皇甫嵩身后的西凉武人集团之势力以平贼定乱而不得不赏他“金面”的。这一事件，代表了西凉武人集团已有改写朝廷“话语权”的重大实力。

在后面平定“黄巾之乱”中，皇甫嵩和董卓各显身手，各立其功，各扬其名。他俩麾下的西凉武士精于骑射、长于戈矛，骁猛出众，哪里是少经沙场的黄巾军等所能硬抗的？汉廷主要就是凭借西凉武人集团和中原应募义军这两股力量而最终**平黄巾乱军的。在此之中，皇甫嵩以其兵谋之长，甚至获得了比董卓更大的战功。是他用计攻破了“黄巾军”首领张梁、张宝，“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他的功勋名望，达到了当世诸将之巅峰。

可以说，在具体的军事才能上，“关陇双高”之中的皇甫嵩确是远远超过了董卓。然而，在政治野心、招揽人心等其他方面，董卓就远远胜过了皇甫嵩。从后面二人各自的人生历程可以看出，皇甫嵩始终只是良将之材，而董卓则是真正的雄霸之器。

黄巾之乱扫平之后，皇甫嵩、董卓和他俩身后的西凉武人集团从此为天下士民所瞩目，堪称一股几乎可以左右朝局的强大势力。

第一个预判出西凉武人集团之重大价值的，是西凉首席谋士阎忠。虽然他仅居县令之卑职，但目光之远大、谋略之宏伟，在当时全天下的名士能臣之中也是鲜有人及的。他径自找到皇甫嵩，毛遂自荐，游说他“建非常之功，移神器于己家”。《后汉书·皇甫嵩列传》对这一幕做了精彩描述。

（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干说嵩曰：“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几也。故圣人顺时以动，智者因几以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骇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保大名乎？”

嵩曰：“何谓也？”

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摧强易于折枯，消坚甚于汤雪，旬月之间，神兵电埽，封尸刻石，南向以报，威德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

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忠曰：“不然。昔韩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弃三分之业，利剑已揣其喉，方发悔毒之叹者，机失而谋乖也。今主上势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麾足以振风云，叱咤可以兴雷电。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后，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官之罪，除群凶之积，虽僮儿可使奋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厉熊罴之卒，因迅风之势哉！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然后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实神机之至会，风发之良时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坂走丸，迎风纵棹，岂云易哉？且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

嵩惧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势。创图大功，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秦、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不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忠知计不用，因亡去。

皇甫嵩深受其叔父皇甫规的影响，个性行事偏重于清流名士之风，而少有刚猛雄劲之气，不贪权势，“不居不伐”，所以他不可能听从阎忠之谋而坐拥西凉武人集团犯上作乱。礼法和名教，成为他内心深处的“雷池”。

阎忠的进言，其实也不是孤立的。他代表了西凉武人集团里正在膨胀的一股恃强而骄、敢为大事的激进派势力。但这股势力要想“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还需要另觅他人为“操盘手”。

当时，洞察出西凉武人集团所潜藏之巨大实力的，并非阎忠一人。

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羌人北宫伯玉、边章、韩遂等在三辅一带兴兵作乱。朝廷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假节，率破虏将军董卓、**寇将军周慎，共诸郡兵马十余万前去征讨。

张温临行之前，其友人张玄前来游说，也劝张温挟董卓及西凉武人集团而“行非常之事”。《后汉书·张玄列传》里这样写道：

（张）玄自田庐被褐带索，要说（张）温曰：“天下寇贼云起，岂不以黄门常侍无道故乎？闻中贵人、公卿以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悬，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

温闻大震，不能对，良久谓玄曰：“处虚，非不悦子之言，顾吾不能行，如何！”

玄乃叹曰：“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今与公长辞矣。”即仰药欲饮之。

温前执其手曰：“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为当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谁今知之！”玄遂去，隐居鲁阳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