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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大幕拉开 第一章 三国里董卓为什么那么厉害 董卓 一位被黑化了的末代周公(第1页)

第一篇大幕拉开第一章三国里董卓为什么那么厉害董卓:一位被“黑化”了的末代周公

东汉末年,皇权衰弱,宦官作乱,外戚生事,而地方割据势力也在平定“黄巾之祸”后得到了极大的膨胀。一个旧时代,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大转折关头。

正是在这样混乱而复杂的时势背景之下,汉末第一枭雄—董卓,带着他背后的西凉武人集团,似飓风般应运登场了。他和他的部下,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铁与火、血与矛的大剧,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很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历史的未来走向。

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以来,殆未之有也。

一般而言,史学界对董卓的评价大多倾向于负面。陈寿在《三国志》里就是这样贬斥董卓的:“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裴松之也称:“其残贼之性,实豺狼不若。”依他们的说法,董卓之祸国殃民,甚至超过了当年的“窃汉大盗”王莽。

董卓自窃权柄,至于陨毙,计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祸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残贼之性,实豺狼不若。“书契未有”,斯言为当。

不过,史学界也有摒除唯道德论而中立评价董卓的。范晔在《后汉书·董卓列传》里如此称他:“董卓初以虓阚为情,因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认为董卓优待名士大夫,并且也未有谋朝篡位之明显举动,不应该被一棒子打死。

董卓初以虓阚为情,因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陵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在这两种观点之外,笔者以为:董卓其实是汉末被抹黑得最严重的一个“治国之权臣”。他的带兵入京,也是被大将军何进、太傅袁隗叔侄招来协助“清君侧、诛阉宦、正朝纲”的。入京之后,他亦曾煞费苦心地平衡各方势力,尽力拨乱反正,想为汉室再续一股气劲的。可是,在名门世族集团和关东诸侯的歧视下,他身为边将而入主中枢、他粗通文墨而执掌大权,就成了他的“原罪”—从此,他便被“黑化”成了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

具体说来,名士大夫们和关东诸侯对董卓的抨击,主要体现在这四个方面:一是他鸩杀少帝刘辩,草率行事,废帝立威;二是他独断专权,压制各方异己势力;三是他倒行逆施,盗墓铸钱,恶政多多;四是他纵兵施暴,对西凉武人集团约束不力。

针对施加在董卓身上的四大“罪状”,我们结合史书记载,来逐条剖析其中的真伪虚实,力争还董卓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第一,在废帝立威这个问题上,董卓以一臣之力而改易天下之共主,挑战了儒家正统的礼法秩序,确实称得上是犯上作乱。他本是西凉边疆的一个外臣,既无顾命辅政之责,又无三公枢机论道之职,一入洛阳便直接依仗武力强行废掉少帝,自然令朝中的名门世族集团望而生畏、闻而生忌。他连天子都敢废黜,那么,再罢掉这些三公九卿又岂在话下?如此一来,那些名士大夫当然是人人自危。董卓身处纷纭复杂的枢机之地,行事却是这般简单粗暴,自然是不妥的。这一点无须讳言。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献帝纪》里记载:“董卓与帝(刘辩)语,语不可了。乃更与陈留王(刘协)语,问祸乱由起;王答,自初至终,无所遗失。卓大喜,乃有废立意。”

然而,从废帝立新这件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去评论董卓是对是错,我们却可发现:董卓其实真的是做到了“废昏立明”;他改立新帝刘协,确实符合汉室正统的整体利益。

再加上立刘协为太子,本就是汉灵帝的遗愿。董卓执行这一大事,也是有法统依据的。尽管董卓实际上是借自己与汉灵帝之母董太后同姓的缘故,极为牵强地冒充董氏外戚的身份,来辅佐与董太后一脉渊源深厚的刘协的。

返转过来,我们也可以试想:如果董卓真的怀有篡逆之心,他必定会和后世的大权臣司马昭选立曹奂一般,用一个平庸无能的少帝作为自己的傀儡。这样做,更有利于他独揽大权啊!当时,何进兄弟已死,何太后不足为患,少帝刘辩又是庸人之材,董卓完全可以对他们威逼利诱而操纵之。但实际上,他并未依此而为。恰恰相反,他选立了比少帝刘辩更聪明更睿智的陈留王刘协为新君,认认真真当起了辅政之臣。而刘协以他的聪睿之资,在风起云涌的乱世中为东汉王朝再行续命了二十多年,已是公认的合格之主。这不正好证明董卓当年的“废昏立明”并没有做错吗?

第二,在独断专权、打压异己这个问题上,董卓亦是另有殊词的。纵观史书,董卓只有在两件大事上“独断专行”过:一是废帝立新;二是迁都长安。废帝立新的是非功过,我们已经在上边分析了,这里不再赘言。迁都长安,是董卓感到关东诸侯的军事压力急剧增大,不得已而退回关中背靠陇凉以对抗之。那个时候的京都洛阳,已被关东联军三面包抄:东边,曹操已经带兵杀到了成皋;北边,袁绍大军直逼河内,先锋王匡已进驻河阳;南边,袁术和孙坚也打到了鲁阳。在这三面受敌的情形下,董卓决定迁都避危,从军事谋略角度而言,并无多大的谬误。可以说,他当时的“独断专行”,其实是正确的。只不过名门世族集团舍不得在洛阳的既得利益,所以对董卓进行多方抹黑罢了。

除了这两件大事之外,董卓在用人行政的具体事务上都是竭诚与列位名士大夫友善合作的。《后汉书·王允列传》里写道:

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王允。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

甚至董卓想在用人提拔上插手施为,也因名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而罢休。《后汉书·王允列传》里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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