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口别着擦得锃亮的勋章,动作缓慢而庄重。
院墙外头有勤务兵在扫鞭炮屑,扫帚划过水泥地面的沙沙声跟楼上收音机里传出来的京戏混在一起——“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杨子荣的唱腔字正腔圆,从半开的窗户里飘出来。
某个老领导的太太正在厨房里指挥保姆包饺子,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说饺子馅里多搁点白菜少搁点肉,老头子血脂高。
墙上的挂历翻到了一九八〇年一月,画面上是黄山迎客松,松枝上压着皑皑白雪,旁边印着“恭贺新禧”四个大红字。
帝都城西某个大院深处,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书房的窗前,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出神。
他的书桌上摊开着一份刚送来的内参,上面密密麻麻地分析着南边边境的局势,还有几份关于经济特区试点方案的意见稿。
秘书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换了一杯热茶,低声提醒他待会儿还有团拜会。
老人点了点头,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书桌一角那张泛黄的合影上,那是他年轻时和战友们在前线拍的,照片上的年轻人意气风发,有好几个已经不在了。
与此同时,石湖县城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除夕夜的鞭炮屑还堆在路边没人扫,环卫工人放了假,街上冷冷清清没几个人。
偶尔有个骑自行车的身影匆匆掠过,后座上捆着两盒点心,大约是赶着去拜年的。
供销社的铁栅栏门虽然锁着,但门缝里塞了好几张小广告,上头歪歪扭扭地写着“大量收购国库券”、“高价兑换外汇券”。
外汇券这东西,是一九七九年才开始发行的,拿着它能进友谊商店买外面买不到的洋货。
老百姓私下里管它叫“特权票”,黑市上换得火热,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去年七月中央正式批准了广、福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风向已经悄悄变了。
而在南边的特区,蛇口工业区的工地上连大年初一都没停工。
推土机的轰鸣声盖过了零星的鞭炮声,一群穿着工装的年轻人蹲在工棚门口分吃一锅饺子,有人从老家带了腊肉,有人带了烧鹅,拼凑出一桌简陋却热闹的年夜饭。
他们大多是从内地各省跑来的,操着各地方言互相拜年。工棚墙上贴着一张手写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墨迹还没干透。
再往南,维多利亚港两岸的霓虹灯彻夜不熄,大年初一的晚上还有烟花汇演。
写字楼里的白领们已经换上了新年的利是封,茶楼里坐满了吃早茶的市民,虾饺烧卖叉烧包在蒸笼里冒着白气,跑堂端着茶壶在桌缝间穿梭,嘴里喊着“新年大吉大利”。
但在这繁华的背后,调景岭的棚户区里,那些从内地逃过来的人也在过年,他们点不起烟花,只能在铁皮棚子里挂一盏红灯笼,煮一锅白菜猪肉馅的饺子,遥望着北边回不去的故乡。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曼哈顿唐人街的春节游行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舞狮队从勿街一路跳到坚尼街,狮头是用竹篾和彩纸糊的,狮身是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披着大红绸子在底下撑着。
街道两旁的华人老移民站在路边看热闹,有人眼眶湿润——这是他们来美二十年后第一次看到家乡的舞狮。
老布什的竞选团队正在密歇根州的雪地里拉票,共和党初选已经白热化;莫斯科红场上,苏军仪仗队刚刚结束例行的新年换岗仪式,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在零下三十度的寒风中回荡。
而在阿富汗的山谷里,抵抗组织的游击队员正围坐在篝火旁喝着茶,货真价实的春节联欢晚会还要等好几年才会出现在华夏人的电视机屏幕上。
此刻神州大地上的除夕夜,人们在院子里放鞭炮,厨房里飘着炖肉的香气,堂屋里摆着祭祖的供桌。
门上贴着崭新的春联,窗上糊着奶奶剪的窗花,收音机里播着侯宝林的相声,全家老小围炉而坐,孩子们穿上了压箱底的新衣裳,兜里揣着几颗水果糖和一把小鞭炮,这便是最好的年。
而那个即将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消费主义狂欢,此时还只是东南沿海某几个经济特区里刚刚埋下的一粒种子。
视角回到朝阳村,尽欢的家里,几个大人已经陆陆续续起床了。
玉儿蹲在院子里的枣树下,拿一根树枝戳蚂蚁窝,嘴里念叨着蚂蚁也要过年。
可欣在井边帮小姨惠敏打水洗脸,水花溅在脸上冻得尖叫了一声。
干妈推开房门走出来,她已经换上了一件厚实的暗红色棉旗袍,外头披着那件米白色的开衫毛衣,头发挽得一丝不苟,簪着那枝素银簪子,整个人站在晨曦里像是从旧画报上走下来的。
她在院子里深吸了一口带着硝烟味的冷空气,然后转头朝厨房的方向喊了一声:“红娟,锅里还有粥不?”
“有!小米粥,还加了红枣,给你舀一碗晾着了!”张红娟从厨房探出半个身子,手里还拿着锅铲。
小妈也穿好了衣裳,回头不忘叮嘱一声从被子里探出半个脑袋的尽欢下床洗漱。
一九八〇年的大年初一,整个世界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翻过这一页。
而在朝阳村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尽欢刚刚洗完脸,正拿着毛巾擦脖子上的水珠,玉儿从院子里跑过来拽着他的袖子喊他去放鞭炮。
他笑着把毛巾搭在井沿上,弯腰一把抱起小丫头,朝院门外走去。新的一年,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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