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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大学教育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 一大学教育（第1页）

第五节大学教育、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一、大学教育

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希腊、罗马古典文化迅速衰落，其文化教育机构几乎**然无存，天主教会成为“日耳曼人的真正教师”，修道院学校、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散布于中西欧各地。教会学校以培养教士和修士为主，俗人教育明显落后，直到10世纪末，包括君王和贵族在内的绝大多数俗人都是文盲，既不能读书或读《圣经》，亦难以明白那些较复杂深奥的教义。

自11世纪起，随着城市的复兴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世俗教育开始发展起来。不少城市的市政当局在教会学校之外设置了完全由其资助并管理的市立学校，甚至掀起了兴建“大学校”（大学的雏形）的运动。受其影响，教会也加强了举办普通学校工作，1189年，第三次拉特兰（Lateran）大教堂会议甚至作出让俗人和教士一起免费接受教育的规定。

14世纪以降，随着国家建设的大规模开展，欧洲各国君主也开始兴办学校。学校教育迅速发展，不仅学校数目大幅度增加，学校形式也日益多样化了。

15世纪末、16世纪初，国王、诸侯与市民竞相办学，学校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虽然经院哲学仍占主导地位，但新学问和新思潮已蓬勃兴起，人文主义得以广泛传播，成为宗教和社会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自罗马人国王、卢森堡（Luxemburg）家族的卡尔四世1348年创办布拉格大学起，到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创办维登贝格大学，150余年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共有19所大学先后诞生，它们是：布拉格大学（建于1348）、维也纳大学（建于1365或1384）、海德尔贝格（Heidelberg）大学（建于1386）、科隆大学（建于1388）、埃尔福特大学（建于1389）、维尔茨堡大学（建于1402）、莱比锡大学（建于1409）、罗斯托克大学（建于1419）、克拉科夫大学（建于1420）、鲁汶大学（建于1425）、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建于1456）、布赖斯郜的弗赖堡大学（建于1457）、巴塞尔大学（建于1459）、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大学（建于1472）、特里尔大学（建于1473）、美因兹大学（建于1476）、图宾根大学（建于1477）、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Oder）大学（建于1498）和维登贝格大学（建于1502）等。

这些大学大都按照巴黎大学的模式创办，并且得到了教皇的授权。其创办者包括罗马人国王或皇帝（创办布拉格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城市市政当局（创办科伦大学、埃尔福特大学、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和特里尔大学）和邦国统治者（创办海德尔贝格大学、莱比锡大学、图宾根大学和维登贝格大学等）等，但在许多情况下，是城市市政当局在当地统治者的大力资助下创办和经营的。据统计，1500年前后，德语区大学（不包括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的在校生总数约有3000—4000人。若按人口比例计算，这个规模可谓是比较大的。

在教学方面，这些大学最初几乎完全由神职人员所垄断，与修道院别无二致；校长一般是由当地教区副主教兼任，教士担任教师。学生大都是在职的或者预备的神职人员，他们同教师一样，都是享受“教士待遇”的人。一般设文、神、法、医四个学院，其中文学院为预科性质，其教学科目主要是大为修改过的古代“七艺”。神学院长期占主导地位，教会的语言——拉丁语是大学的通用语言，教会的教义——基督教教义是大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意大利神学家彼得·伦巴德（PeterLombard，1100—1160）在12世纪上半叶编纂的神学专著《四部语录》（LibriQuattuorSeiarum），则是最基本的神学教科书。

上课的时候，教师们一般按照固定的时间表讲课，讲课方式主要是读标准的教材，学生们则忙于做笔记。课本不是人人都有的，因为新印刷术刚刚发明，15世纪末才发展成主要工业。定期和不定期的辨论是课堂讲授的一种补充，目的在于检验学生是否能够灵活地运用所学的知识。辩论会上，老师先提出某些“论点”，论辩人要根据公认的原则，迅速揭发对方逻辑上的谬误，并进行驳斥和反驳斥。实际上，每个学生入学的时候，都会被指派一名文学硕士做他的专任导师，学习5—7年后，顺利通过所有考试，才能获得学士、硕士或者博士等学位。起初，学位只在大学内部有用，表示某人具备了教学资格，后来才逐渐被当成担任牧师、官吏、教师等较高级职务的必要条件。不过，许多学生只修完文学院的课程就不再学习，还有很多人连学士学位都没有拿到便离开了大学。

历任教皇和帝国皇帝为了赢得“精英”们支持，大都站在了大学这一边。大学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学校里的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可以免除多种税赋和徭役；他们也不受普通法庭的传唤，而由大学自己的司法审判机构独立处置。除此之外，大学也因基督教的普世性而具有较高程度的国际化特征；大学的师生可以在欧洲各国自由地访学和求学。大学的师生还分别组织同乡会等社团，并且得到了当局的支持。一些贫困学生也经常组建漫游队伍，跨城市、跨国家地到各大学学习，“既轻松愉快而无忧无虑，又赤贫如洗而果敢无畏”。

至15世纪50—60年代，随着社会上对法学和医学毕业生需求的增加、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方法的传入，神学开始衰落，法学和医学的地位大为提升，新学问受到追捧。不少大学开始设立希腊文教授的职位，聘用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雄辩家和诗人，将古代作家的诗歌和修辞列为必修科目和考试科目，用古典拉丁文代替中世纪的拉丁文。在部分大学，人文主义者甚至占据了上风。七艺概念逐渐消亡，学科得到了进一步细化：文法分为文法、文学、历史等；几何学分为几何学和地理学；天文学分为天文学和力学。哲学虽然继续以神学为导向，但在大多数大学中唯名论得到了广泛传播。它一方面坚持主要从认识论上加以论证的理性和启示的分离，另一方面则力图把世俗科学与具体经历结合起来，不仅使自然科学逐渐摆脱了神学的桎梏，同时也为近代经验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动力。

二、经院哲学

从基督教神学角度来看，在西方中世纪历史上，奥古斯丁主义与佩拉纠主义是两大主要且相互对立的学说。佩拉纠主义的精神，可以总结为“借功德得救”，而奥古斯丁则是主张“借恩典得救”。

奥里留·奥古斯丁是古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强调人类本性的堕落和邪恶以及罪恶的自发性，认为罪恶的产生并非来自上帝的创造，而是在于人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用“对自己的爱”取代了“对神的爱”。亚当违背上帝的诫命，是代表全人类犯罪。所有的人都生于原罪当中，都受到罪的污染，不能自救。要获得拯救必须靠上帝的恩典。基于对堕落人类的爱，上帝釆取主动，展开拯救的过程。上帝在耶稣基督的个人中，进入人类的处境，借此施行拯救。上帝的恩典使人重新获得善良意志，并最终得到拯救。救赎只可能是神圣的礼物。不是人自己可以成就的事情，而是一些为人成就的事情。但是上帝只将他恩典作为礼物赠赐给某些人，只有为上帝“预先拣选”的人才可以得救。

佩拉纠（Pelagius，360—420）是与奥古斯丁同时代的不列颠修道士神学家。他否认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性不是在罪中形成的，意志根本不受有罪光景及其喜好的捆绑。亚当仅仅是一个坏榜样，不是人性不纯的源头。亚当之后的耶稣则是一位好榜样，只要跟从耶稣，自由地行善，人性就会得以改良。个别的人是有能力拯救自己的。他们不是被罪所困，而是可以成就一切借此得救的事情。得救并非人的新生而是道德和社会的改良，是借着好行为来赚取的事情。上帝的恩典并不高于人的本性，而是临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是人类本性的一种能力，每个人都拥有做对的事、遵守诫命以及赢得拯救的能力。得救是一种奖励，是人类自由地行善的结果。

奥古斯丁主义和佩拉纠主义都属于极端见解。418年的迦太基（Carthage）大公会议和431年的以弗所（Ephesus）定佩拉纠派为异端，但也没有完全接纳奥古斯丁的教义系统。然而，在人的得救问题上，与充满宿命论特色的“神恩独作论”相比，“善功得救论”似乎更能满足芸芸众生的精神需求。因此，在中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佩拉纠主义或半佩拉纠主义被人广泛接受。人们普遍相信人的本性为善，有可能得到改良。虽然承认人类承继了亚当的罪，但又相信人的自由意志并没有完全毁坏。虽然承认自由意志是软弱的，若无恩典的帮助不能获得救恩，但又相信人的意志借着留给它的自由，能够逐步接近上帝。在人的拯救方面，上帝的恩典必须与人的自由意志合作。中世纪的教会恰恰是以这种“神人合作论”为依据来论证自己的作用并树立自己的权威的。

而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和拉丁语学者当中，经院哲学是普遍流行的思想方法和论证方法。这个方法主要涉及一种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中产生的、通过理论思考来澄清问题的程序。经院哲学家在考察某个观点时，先把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一一陈列出来，然后再指出哪种意见正确，并加以论证。如果各种观点相互对立，那就要证明哪种观点是逻辑紊乱或者概念不清楚的结果，说明它与显而易见的或者早已被证明了的事实不符。经院哲学家普遍相信，产生于一般原则的理论知识是最可靠的，与一般原则对立的现象仅仅是表面的或者是由误解造成的；普遍适用的原则绝对无误，而观察可能出错，使人上当受骗。

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阿奎那（Aquino）的托马斯（Tommaso，大约1225—1274）是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他以维护天主教正统信仰为宗旨，竭力依据理性原则来论证基督教神学信条的正确性，论证神的存在、神的本性及属性问题，反对基督教异端思想。阿奎那还极力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与现实、形式和质料的学说，改造为基督教神学中的目的论，宣称一切都是神意的安排。同时，阿奎那的托马斯主张温和的实在论，认为共相并非单独潜在的物体，而是存在于个别之中，但共相先于物体。他承认世界的统一性、感官为知识来源，认为理性虽从属于信仰，但有其自身的领域。他还从形而上学角度论述物体本性的相似，认为神按照万物本性一致观念创造出的同一种属的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宗教仪式直接来自于上帝，通过圣仪就能接受上帝的仁慈，这就完成了理性与信仰的调和统一，确保了一种适合于天主教信仰要求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胜利。

以阿奎那的托马斯为主要代表的经院哲学研究方法在13世纪完全成熟，并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西方教育界和思想界占主导地位。但到14世纪，神学与哲学日益分离，传统的形而上学被归入信仰领域，逻辑与分析成为哲学的主流。阿奎那的托马斯庞大的神学—哲学体系，逐渐被哲学家的专题分析与逻辑论证取代。15世纪时，除了科伦大学和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等少数保守主义高校外，托马斯主义到处都被苏格兰方济格会修士约翰·邓斯·司各脱（JohnDunsScotus，1263或1266—1308）和英格兰方济格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iamofOccam，大约1288—1347，另一说：1285—1349）等人反对哲学理性主义的较新观点所取代。

司各脱认为思维的基本对象是存在，人的知识有赖于感官经验，而上帝是无限、全智、全能、全善的，人不能够凭借理性来认识上帝，更不能对上帝的存在进行理性论证，只能凭信仰推论而确立。司各脱虽然承认宗教仪式的作用，但更强调上帝的意志的作用；他使理性摆脱了信仰，为信仰和理性的分离铺平了道路。

奥卡姆的威廉进一步强调理性与信仰分离的观点，并且完成了信仰与理性分离之理论的论证。他强调理性和信仰是两个互不联系的领域，世界是由个别物体组成的，对世界的知识只能来自直接观察和对已知真理的演绎；上帝的全能与绝对自由属于信仰范畴，不能用理性加以论证。共相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宗教仪式只在上帝的旨意下才起作用，人的灵魂得救主要依靠的是信仰而不是仪式。每个人都不能确切知道他的灵魂是否能够得救，因为人无从知晓上帝的安排。只有依靠对上帝的信仰，相信上帝会拯救他，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奥卡姆的威廉虽与阿奎那的托马斯同样从神学出发，用哲学阐述基督教教义，但他强调经验，贬低形而上学；他的思想成为以后经验主义思潮的先导，也对质疑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怀疑主义思潮产生了很大促进作用。巴黎大学文学院两次明令取缔奥卡姆的威廉的学说，但传习其学说的人却日益增多。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哲学派别，当时被称为“新路派”（viamoderna），与全欧各主要大学中主张实在论的旧经院哲学相抗衡，使中世纪经院哲学逐渐瓦解。奥卡姆主义对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鼓吹，激励着许多思想家以极端的形式重新复活奥古斯丁的先定论，以上帝的权威否定教会的权威。

通过图宾根大学教授加布里埃尔·比尔（GabrielBiel，1415—1495）的阐释，奥卡姆主义在神圣罗马帝国广泛传播开来，不仅导致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形成，也对马丁·路德和让·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反传统的福音教理论的形成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三、人文主义

自15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传播，人文主义在神圣罗马帝国各地也普遍兴起，人文主义者大量涌现。

人文主义是在14—15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一股思潮，它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要求以普遍的人性取代纯粹的教会属性。人文主义者首先是指那些致力于“人文研究”（studiahumanitatis）的人，也就是说那些从事语法、修辞、历史、诗歌和道德哲学这五门学科研究的人。按照人文主义者的理解，这些学科最适宜于完善人格和丰富人性。这种以人文学科（humaniora）为导向并且具有明确宣传目的的观点同时包含有这样一种历史观，即古代人的人文研究堪称典范，现在所要做的仅仅是重新发现这一典范，并使之发扬光大。因此，人文主义者广泛搜集整理原始资料，努力发掘利用可以借鉴的东西。这样一来，古代人生活理想的核心内容逐渐呈现出来，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也逐渐扩展到政治和司法领域，其社会意义和影响也不断扩大。

在神圣罗马帝国，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主要是一场教育运动，人文主义者特别要求改革完全沉浸在天主教会传统的教育制度。他们试图通过研究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作品，复兴古典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教化人类，完善道德。

较早接触和接受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是一些曾到意大利留学或在国内听到意大利学者讲学的大学生。即使是到波伦纳、帕多瓦和帕维亚（Pavia）学习法学和医学的德意志学生，也会附带从事人文研究。而彼得·鲁德尔（PeterLuder，约1415—1474）是第一位在神圣罗马帝国高等学府宣传人文主义的德意志学者。雅克布·温费林（JakobWimpheling，1450—1528）则是热心倡导教育改革的人文主义者；他曾在弗赖堡大学、埃尔福特大学和海德尔贝格大学学习，1471年在海德尔贝格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并在1481—1482年担任文学院院长。

自1516年起，人文主义文学研究在德意志大学中迅速发展。在不少大学中，人文主义者拉帮结伙，形成一个个立志“做新学问”的学术圈子。拥有古典名著手稿，并且具有理解和解释能力的学者召集或多或少的“文学”青年簇拥在自己身边，一方面对旧式文法学校和大学极尽嘲讽谩骂之能事，另一方面则对古典作家和古典文学大唱赞歌，认为单凭“新学问”就足以造就诚实高尚的人。诸如经院哲学等“旧事物”即使曾经倍受尊崇也被弃之如敝屣。

新学问也受到国王、皇帝及其他德意志诸侯的欣赏和赞助。他们或者本人就有志献身于文学和艺术，或者出于博得声誉而鼓励学者们的研究。1487年，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曾授予德意志“头号人文主义者”（Erzhumanist）康拉德·策尔蒂斯（radCeltis，1459—1508）“桂冠诗人”（poetalaureatus）称号。根据策尔蒂斯的倡议，罗马人国王马克西米连一世于1501年在维也纳大学创办了“诗人和数学家学院”（poetarumetmathemati）；策尔蒂斯膺任学院院长，并将该学院建成了堪与原有文学院媲美的维也纳大学“第五学院”。在海德尔贝格，沃姆斯主教约翰·冯·达尔贝格（Johannv，1455—1503）同样热心赞助人文主义者各项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