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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6章（第1页）

虞罡秋也说道：“是啊。这对扩大我国的正面影响有非常大的好处。这事必须办好，办成功。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报价是不是可以低一点，毕竟只是当教官，这么高的价格对那些贫穷国家而已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郭拙诚说道：“我的虞副总理，你怎么说着说着就变得迂腐了？人家真要在乎这些钱，他们就不会派人过来申请了。说实在的，只要特战部队对他们有用，只要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就是再多十倍的价格他们也会同意。其实，他们只要能抓住一个两个贪官，这点钱就出来了，还会在乎这个？

越是穷的国家，那些领导人越怕死，特别是那些想尽办法捞钱的官员，生怕他手底下的人民造反，生怕他手底下的人民抢夺他的财宝，是以不惜代价为他营造一个看似安全的堡垒，他们又怎么会在乎名正言顺地花钱请中国的教官呢？”

虞罡秋苦笑道：“你这个家伙就是喜欢从阴暗的角度看待别人。在这个世界上，毕竟好人还是多数，坏人只是一小撮而已。”

郭拙诚反驳道：“不！世界上好人只有极少数，极大多数的人是有私心的，他们之所以没有作恶，是因为他们没有条件，是因为考虑到作恶的成本太大，不敢作恶而已。”

虞罡秋说道：“这就是你的观点，也就是必须加强法制建设的理由？”

郭拙诚说道：“是的。我建议国家趁现在经济不错，趁现在领导干部还没有多少私产的时候强力反腐，加大对违法乱纪的处罚力度，强化监督机构。在大力提高领导干部正常工资待遇的同时，全方位地取消领导干部的优惠待遇，取消领导干部的特权。

如果我们现在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一方面对领导干部的待遇、特权讳莫如深，将来积累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到头来就会害了很多干部，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上一条揽权捞钱之路，再要他们廉政、让他们放弃特权就非常困难了。”

第682章治国思路

道理其实很浅显，那就是“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

额外的实惠真要落入了自己的腰包，开始的时候也许有了不好意思，有点不敢拿，但在腰包里放久了，再拿出来交出去就难受极了，就如割肉一般。

前世的时候，对于官员公布自己的财产之所以喊了几十年而无法实施，其主要原因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官员就开始有了灰色收入，有了特殊的优惠，有了很多特权。极大多数官员从这个时候起就实现了工资完全不用、奖金发的莫名其妙、房子白住、水电低廉，过年过节单位发的物资无法吃完、无法用完……

即使是一个非常廉洁的官员，如果让他公布自己的财产，他对自家的很多财产也无法自圆其说，根本说不清家里为什么有这么多财产。即使官员百分之百地坦诚公布其财产，老百姓依然会质疑他：就凭他档案上的工资，他一家就是不吃不喝也不可能有这么多财产啊。

老百姓不知道的是他们真的可以不吃不喝。当然，这个不吃不喝是指不吃自己的工资，不喝自己的薪水，仅仅凭单位的福利就足够了，工资和奖金都能一分不少地存在银行。

与其这么费力不讨好，与其公开后引起更多的质疑，还不如不公开。

前世一个叫李永忠的人，他是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是制度反腐专家，在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任兼职教授，长期致力于制度监督和反腐等领域的研究。针对官员公示财产的问题，他说道：“……广大官员家庭财产目前还不能大范围公示，既是因为一些技术条件还不具备，更是因为相当一批官员，由于体制制度等各种原因，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时候让他去公示，无疑只会让他们成为政改的阻力者和对立面。”

其意思就是说，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很多遵纪守法的官员也不可避免地拥有不少灰色收入，这部分资产如果不公示、不追究，啥问题没有，最多只是一些老百姓怀疑。但一旦把这些公开出来，绝对会让无数原来不知情的老百姓愤怒，老百姓的舆论会把他们推倒风尖浪口，很可能会让他们身败名裂。

这些官员自己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认为自己得到的财富是正当的。如果因为公示而需要承担那么大的风险，他们当然不干，他们肯定会成为政改的阻力者，会让他们站在政改的对立面。

遵纪守法的好领导干部是如此，他们都反对财产公开，那些大肆捞钱的贪官污吏更是极力反对，财产公示自然难上加难。在很多国家公示不是问题，但在我国却无法开展。

以至于这个叫李永忠的反腐专家开出了一个很无奈的“药方”：“……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

其用意其实就是采取分化的手段，拉一部分官员打压一部分官员：即使是腐败分子，只要能把捞的黑钱交出来就没事了。至于遵纪守法的领导，可以不追求过去的灰色收入。而对于那些又捞黑钱又不退赃的，则坚决打击。

其实质就是用赦免贪官污吏的办法来换取阳光法案的实施。

凭心而论，这个专家的药方是打破目前政改僵局的最好办法。虽然这事听起来有点恶心，但在极大多数官员反对阳光法案的事实面前也只能退而求次了，难道咱们老百姓还能推翻大多数官员不成？